简介
    宁溪红茄合作社成立于2003年8月，现有社员103户（80%以上是上前垟村村民），联系农户600多户，红茄生产基地600亩，收购面积800亩，每年红茄销售收入近200万元。

    2月2日下午，记者与农经站人员来到黄岩西部山区宁溪镇上前垟村，远远看到合作社门口站着一堆人。我们打听郑秋良在不在，有个村民高喊“秋良”，他便出来了。眼前是一个50岁上下的农民，中等身材，一只粗厚的手伸过来，未语先笑：“刚才调解了一桩村民纠纷。”像是解释。说着把我们让进办公室。
    与其他茄农比起来，郑秋良种红茄的历史很短。他从前是个四处奔波的篾匠，2002年才开始种红茄。但他会专、肯学，没几年工夫就掌握了种红茄的窍门。2003年成立合作社，大家一致推选他当理事长。

    金华客户听说是‘宁溪’牌红茄，都抢着批发
    郑秋良敏锐地意识到，自产自销的经营理念越来越不适应规模化生产方式，要打开宁溪红茄的销路，提高品质是根本，打响品牌是关键。只有以品牌拓展市场，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宁溪红茄产业才会欣欣向荣。
    2004年7月，宁溪红茄合作社成功注册“宁溪”商标。
    郑秋良分析了自家合作社的优势：无工业污染，自然环境优越。为进一步保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合作社经常聘请农技专家为社员作指导和培训，并且鼓励茄农参加农民技师考试。合作社还有自己的技术队伍，你若走在上前垟村田头，经常能看到技术人员在田头“巡逻”，茄农如果遇到生产技术问题，可以及时得到解决。其次，茄农互相传帮带，先进的技术进一步得到推广。
    “经常听人说大棚农产品远不如露天种植的好吃，是不是这样？”看着门前一片大棚，记者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郑秋良连连摆手道：“这种说法毫无科学依据，红茄品质的好差，主要看品种。”他解释说，老百姓说的那种不好吃的红茄叫“引茄1号”。这种红茄容易种，成长快，体积大，光滑亮丽，但它表皮硬厚，肉质坚韧，咬起来就像吃橡皮，口感差。“我们老早不种这种红茄了。”他掰着手指头说，合作社现在主要有“长亭”、“杭丰2号”、“818红茄”几种，色泽相对粗糙，但口味佳。
    2006年3月，宁溪红茄合作社正式实行产地编码制度。合作社运出去的每一箱红茄包装上统一贴着产地编码标签——相当于每一箱红茄都有了“身份证”，有据可查。郑秋良骄傲地说：“我们合作社所在地虽然比较偏远，但实行产地编码制度走在全市前列。”
    合作社的红茄品质好，随身附带“身份证”，商家自然买得放心，老百姓吃得也舒心。在金华、杭州等地，“宁溪”牌红茄的知名度相当高。“前不久，我们运了2车过去，金华的客户听说是‘宁溪’牌红茄，都抢着批发。”说着，郑秋良脸上乐开了花。

    郑秋良开玩笑：“多出来的钱是不是归我啊？”
    “宁溪”牌红茄绝大多数销售外地，温州、金华、杭州、衢州等地是主要销售市场。红茄不仅卖得远，卖得多，而且价格高。据了解，效益高的，1亩收入近万元。
    宁溪红茄合作社年产量有1500余吨，要把这么多红茄都高价卖出，可不是件容易事。从被推选为合作社理事长的那一天起，郑秋良就非常明白自己的责任——让社员的利益最大化。
    办公室简陋，但墙壁上挂满各种关于农业科技和农产品市场行情的杂志。合作社有营销人员，长期在外面跑市场，及时向基地反馈行情……“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吧，一个信息让我们多收入2000元。”郑秋良告诉记者，去年2月初，他们装好1车红茄打算运到温州去卖，就在货车要出发之际，金华客户打来电话，告诉他一个信息：金华红茄的市场批发价3.2元/公斤。而此时温州的市场价是2.8元/公斤，1车红茄有5.5吨，算下来，利润差额2200元。郑秋良当机立断，改运金华。
    然而，有些社员不满意了。不是说好运往温州吗，怎么突然改成金华了？是不是郑秋良在背后搞什么鬼？郑秋良把“改道”的原因详细说了一遍，有一部分社员始终听不进去，持怀疑态度。最后，郑秋良发急了：“如果价格低于2.8元/公斤，亏的部分我补贴。”
    2天后，送货人员带着17600元钱从金华回来。发钱时，郑秋良开玩笑说：“这多出来的2200元钱是不是要归我啊？”
    这件事后，社员对他刮目相看，不再胡乱猜测他的一些做法和销售策略。
    农产品的另一个巨大市场是各个超市，进入超市的农产品，价格可以翻一番。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农产品很难进入超市。经一家公司牵线，该社红茄顺利打进杭州某连锁超市，平均日销售1500公斤。相对于1500吨的产量，1500公斤还是个小数目。眼下郑秋良正寻思着：怎样把产品打进本地超市？

    社员被发现私自卖红茄，每次处罚200元
    如果说灵活掌握市场信息能鼓起老百姓的口袋。那么，有效管理就直接决定老百姓手中钞票多与少。
    自始至终，郑秋良是把合作社当作一个有纪律、有组织、管理严谨的团体来对待的。在他的带领下，宁溪红茄合作社完善了一整套制度，并且得到落实。在日常管理上，该社有种植质量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度；在组织形式上，合作社通过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其下设办公室、市场营销、技术服务等部门；在联系社员上，社员之间进行分组，推举一个组长，有事情可以直接找组长解决，组长解决不了的，再转移给理事会解决。
    该社社员从种子品种、用药、膜纸到红茄采摘、销售各个步骤，都由合作社统一安排。在其他的一些合作社常见到有社员不把农产品卖给合作社，而是私自出售，但是，宁溪红茄合作社绝无此现象。该社有约：如果有社员被发现私自卖红茄，要么视为自动退社，要么每次罚款200元。
    郑秋良认为，这样有利于保持红茄市场稳定。他分析说：“如果茄农盲目跟着市场走，见高价，就一窝蜂似地采摘、倾销出去，肯定会打乱正常的红茄市场价格。人人都想高价卖出，人人都卖不了好价格，结果红茄价格越卖越低，最后吃亏的还是茄农。”在合作社的统筹安排下，找准市场，看准价格，再统一安排采摘、销售，就可以避免茄农“各自为政”带来的弊端。
    另外，为了保护社员的切身利益，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合作社会以高于市场0.4元/公斤的保护价收购社员的红茄。社员种植红茄多的八九亩，少的一二亩，平均每亩收入5000元左右。

    采访手记
    宁溪红茄合作社成立至今不过3年半，比较年轻，有些做法值得商榷。例如，有些社员就反对“不准私自卖茄”的规定。尤其在高价期，社员觉得合作社的统筹分配压制了他们自由买卖。然而，作为合作社的理事长，郑秋良首先要考虑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一个社员的一己私利。在红茄高价销售期，合作社严格按比例分配社员的红茄采摘量，统一销售。这样做，或许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一些社员的眼前利益，但从大局上保证了合作社的整体利益最大化。想必这个道理谁都懂。
    其实，谁都知道，合作社的日常工作人员，从上到下，都是义务工作者，没有一分工资，他们工作的动力，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和一份责任心——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责任心。他们难道奢求什么回报吗？郑秋良作为理事长，他的收入也是从自己种的5亩红茄地里得来的。想必这个道理谁都懂。
    所以，即使有人为了一己私利提出反对合作社“统购统销”，但从没有人要求退出合作社。
    在采访结束时，郑秋良告诉记者，今年该社可能会增加社员上百户，生产基地上千亩。“我们当然欢迎新成员加入，”他笑着说，“但是，合作社不是某一个人的合作社，新成员照样要遵守合作社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