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著名作家黄蓓佳来到温岭市。两天时间内，她在箬横镇中、泽国二中、温岭实验学校等几所学校作报告，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上个世纪80年代，黄蓓佳曾被当作先锋作家，那时，中国作家协会有5位30岁以下的女作家，黄蓓佳是其中之一。岁月流逝，如今黄蓓佳已过知命之年了，但是她看上去依然年轻，优雅大方。

　　《遥远的风铃》：这本书有我的影子
　　在报告中，黄蓓佳特别向同学们推荐了自己的近作《遥远的风铃》，如果按当下的流行文学分类，它应该属于“成长小说”。这本书写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这本书的主人公叫小芽，黄蓓佳写了她从14岁到19岁的成长过程。小芽高中毕业后在农场劳动两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我把我的中学时代中学生活搬到了这个人物身上，可以说，这本书有我自己的影子，包括她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丑小鸭一样的人物，因为某一次老师的提问，激发了她的自信心而成为各门功课都很优异的好学生。”
　　“你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一下，上辈人他们的少年时代是怎样成长的，在那个时代有怎样的故事。取书名为《遥远的风铃》，因为那个年代确实离现在有点遥远了……”
　　黄蓓佳在《遥远的风铃》后记中写道：“我借‘小芽’这个人物，写出这段生活，是因为我不能忘记。”“这个世纪的城市和农村的孩子，都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孩子，是在家长和老师声声叮嘱中长大的孩子，不会再有上世纪70年代人的迷茫和追求，更不会有那个时代孩子思想的丰富。不能责怪孩子，时代如此，环境如此。但是，读一读《遥远的风铃》，知道从前的花朵如何开放，从前的庄稼如何成熟，从前的风铃如何摇响，是不是能为疲惫而贫血的孩子多多少少补充一点营养呢？”

　　只要有责任心，将来你们肯定比我们强
　　像以往几次曹文轩、郑渊洁、张之路、董宏猷等作家到学校作报告一样，黄蓓佳最后留出了一小段现场交流时间，即由同学们提问。
　　一位同学问黄蓓佳，为什么在她的作品中，“妈妈”这个人物往往都是扮演“坏人”的角色，而“爸爸”都是好人。
　　黄蓓佳说：“我小时候时，当教师的母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我觉得父母对孩子的生活应该无微不至地关怀，等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时，我在理智上觉得培养孩子应该让她自由成长。所以我的孩子小时候读书从来没有坐相，我在家中铺了化纤地毯，让她趴在地上看书，所以，现在她20多岁了，看书好像从来没有坐相，都是很随意的姿势，有时候在床上看书。我妈妈看到了就会说，这孩子从小没有教育好。我在理智上觉得孩子长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有时候，我的孩子考试成绩不尽如人意，我也觉得自己很失败，我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个在生活中比较成功的人，我的孩子不如我，这个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回家后免不了生气。跟其他的一些母亲一样，我也打过孩子，虽然我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但是还是免不了。自然，我的这种心态会渗入我的作品中去。”
　　大概是《遥远的风铃》中黄蓓佳提到了一句：“是不是能为疲惫而贫血的孩子多多少少补充一点营养呢？”一位小读者问黄蓓佳，你觉得我们是“贫血”的一代吗？
　　“我觉得现在的这一代孩子可能最缺少的是责任心。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能干了，从洗衣服到缝被子、做鞋，不光是给自己做，也给父母做鞋子。”黄蓓佳坦言，“现在你们这一代孩子，许多人是缺少责任心，你们这样高智商的孩子，从小营养丰富，读到接触到的信息又那么多，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从小在这么好的条件下成长，只要有责任心，将来你们肯定比我们这一代要强许多。”

　　成长为作家得益于阅读
　　1955年出生的黄蓓佳生于江苏如皋，在泰州度过自己的中学时代。因为偶然的一次发表，她逐步走进了文学的殿堂。
　　在一篇《作文上的红双圈》散文中，黄蓓佳回忆了1972年学生时代的一件往事。那是1972年5月，她所在的中学举办红五月征文比赛，她投了一篇5000多字的《补考》。后来，这篇作文在报栏中贴出来展览。黄蓓佳发现，她的语文老师同时也是班主任，给这篇作文打了98个红双圈以示赞赏，使她大为激动。“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昭示，一种生命密码的解读，一种诱导我、指引我的宇宙气息。”后来，这篇作文被文化馆同志偶然看到，带去发表在县办刊物上，后来，又被扬州地区的刊物第二次发表，次年，又“赫然刊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出版社等正式刊物上。”这时，黄蓓佳已下乡插队，父亲鼓励她继续写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发表了许多小说，成了作家。
　　目前，黄蓓佳出版的作品有《黄蓓佳文集》四卷；儿童文学《小船、小船》、《唱给妈妈的歌》、《芦花飘飞的时候》、《遥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中短篇集《在水边》、《这一瞬间如此辉煌》、《给你奏一支梦幻曲》、《玫瑰房间》、《藤之舞》、《忧伤的五月》；散文集《窗口风景》、《生命激荡的印痕》；长篇小说《何处归程》、《午夜鸡尾酒》、《夜夜狂欢》、《世纪恋情》、《派克式左轮》、《新乱世佳人》、《婚姻流程》、《目光一样透明》。
　　黄蓓佳成长为作家，得益于童年时期开始的阅读。黄蓓佳在父母指导下，4岁时就开始读唐诗，7岁时开始读长篇小说，她阅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野火春风斗古城》。黄蓓佳在散文《读书生活小记》中对7岁读长篇有过生动的描述，她在7周岁时，她的姨妈特地从百里之外赶到她家看望外婆。“风尘仆仆刚进家门看见我坐在小凳上翻一本厚厚的小说，她喊了我一声，我迷迷糊糊地站起来，既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表示欢迎，只把那本小说举在手里，问她‘你看过这本书吗？’那一年我是7周岁，上小学二年级，我看的那本小说叫《野火春风斗古城》。”后来，她还看过《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之类的小说。11岁那年小学毕业时，文革开始，怕招来灾祸，家里的小说和杂志都被父母卖掉了，黄蓓佳就读地理、读历史、读政治教材、读母亲的“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及教学参考材料，“凡是家里能找到的、一切有文字的东西，我都找来读了。”“那时候正是有些饥不择食的样子，不过，正因为小时候看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考大学时我的地理和历史考分特别高，倒是沾了不少光。”
　　“我喜欢看小说的嗜好至今不变。读大学时，哪怕在期末考试最紧张的日子，只要身边有一本好书，我的眼睛便总像被磁铁吸住了那样往那书上溜，该看的功课再也看不下去了，直到推开功课拿起书来看完才罢休。当了专业作家也是如此，交稿期限可以置之不顾，精彩的小说还是要看的，而且看得忘记白天黑夜。遗憾的是，似乎能够这样吸引我的小说越来越少了。”

　　对孩子不读名著显得很无奈
　　黄蓓佳成为作家，得益于从小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是，她在一篇《赶鸭子上架，鸭子肯不肯听话》中，却清醒而无奈地认为：“你会发现在今天的社会里，读名著的孩子是‘稀有动物’，不读名著才是正常现象。”
　　她以自己的女儿为例，阐述了这个无奈。从小，她的女儿就被她灌输过许多文学故事，语文成绩不错，作文更是拔尖，但是女儿却不喜欢读名著，拒绝接受当作家的母亲对名著的举荐。黄蓓佳非常无奈地写道：“说实话，我对我女儿的行为很不能理解。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比较多愁善感，对《红楼梦》里的人物格外有一种亲近感，书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在心中有回应的，为何我的女儿对这本最赚女孩子眼泪的书没有兴趣呢？仔细想想，只能说现在的孩子感情变粗了，大量的快餐文化养得他们心浮气躁，绝少有亲近自然的机会又使他们心情粗疏，成日埋头功课更让他们心身疲惫，这样的孩子绝不可能有耐心去细看‘花溅泪’的那一刻伤感，更不耐烦去聆听人类心灵深处发出的那一声轻吟。想要这样的孩子去读，去喜欢文学名著，根本就是一种奢望。”“社会所迫，升学形势所迫，没有必要责怪家长把名著拒之门外。”“真要鼓励孩子读名著，还是老师的号召来得最有力。”
　　在为《大众电视》杂志所写的《电视改变了生活》一文中，黄蓓佳表达了对电视降低品位的警惕，虽然根据她的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戏剧获得过国际电视节“金匣子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最近电视上播放的一部电视剧《红粉》（据苏童原著改编）也是由她改编的。但是她提醒人们，“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耿耿于怀，那就是电视把孩子的品味生生地拉低了。他们从小在电视上阅读名著，习惯了吞咽别人嚼过的馍，久而久之，他们的感官会不会退化？他们的灵魂会不会因为汲取了同一来源的养料而变得彼此相像？想起来实在是一桩很可怕的事。”
　　这恐怕不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