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希德：1942年成为八路军战士，1949年7月转入地方工作，当过乡长、厂长等职务，在临海水泥厂离休。八一前夕，他向我讲述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

　　苏北老家被鬼子毁了，我是“逼上梁山”来投奔的

　　我的老家在江苏省灌云县云台区张巷村，仅上过3个月的学，10岁以后就帮父亲砍柴，做农活。

　　1938年秋天，日本鬼子占领离我家不远的连云港，控制附近的盐场，造成吃盐困难。活跃在这一带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决定袭击鬼子的盐场炮楼。

　　太阳落山后，七八个青壮汉子，翻山来到我家山坡小屋。他们穿着便服，戴小草帽，扛着长枪，向我父亲买了一些柴禾，把枪藏入柴内重新捆好，挑着柴向炮楼方向走去。炮楼里，早有游击队员打入内部，趁着夜色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日伪盐务小队长及十几个日伪兵。

　　不久，日本鬼子大队人马来搜山。村民们扶老携幼逃进偏僻的山洞，我家的两间小屋被烧毁。

　　“要想活路，就去‘八路地’。”一个山东老乡指点说。

　　父母亲忍痛送我上路，在渡口遭日伪岗哨盘问。哨兵见我衣衫褴褛像乞丐，就放我过去。穿过敌我双方都要经过的“阴阳地界”，进入一集镇，见到一群八路军战士正忙着推车、挑运，墙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幅标语。当时不认识“帝”字，读不下去。我拦住一个战士就问：“老总，这里是‘八路地’吗？”那举止文雅的战士就说：“老乡，不要喊老总，称同志，这里也不叫‘八路地’，叫‘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你从哪里来？要找谁？”

　　我说：“苏北老家被鬼子毁了，我是‘逼上梁山’来投奔的。”

　　那战士微笑地说：“欢迎！来山东上梁山的都是好汉。”

　　1942年4月，我穿上军装，成了八路军游击大队的战士，那年我18岁。

　　一声军号响，我们冲下山，收缴车上的武器后，点火烧汽车，我扛着缴获的枪支撤回

　　参军后，我学文化，学唱革命歌曲。部队考虑我年龄小，调我到军区警卫班当通信员。没多久，我认识了军区首长罗荣桓政委、肖华主任。记得“七一”军区开大会演戏，政治部主任肖华站在桌子上作报告，嗓门很响地说：“坚决粉碎日本鬼子的‘扫荡’，还要打到大城市去，解放全中国！”罗荣桓政委在梁店村召开干部会，我和警卫班同志负责在外面站岗，清楚地听见了他的讲话：“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抗日，已经第6年了，抗战一定会胜利，反法西斯战争也一定会胜利……”激昂慷慨，极大鼓舞了我们斗志。

　　记不得参加过多少次战斗。印象深刻的是胶东公路上一次漂亮的伏击战。一支日本鬼子运输军需品的汽车队要经过山坳。部队与民兵就预先埋伏在山坡上，在公路上埋好地雷，用一段大树横在公路上设路障。鬼子车队来了，忙停车搬树，想不到引发地雷爆炸。抓住战机，我们居高临下，一齐开枪射击，朝车队投掷一颗颗手榴弹，一霎间，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日本鬼子车队遭到致命打击，瘫痪在公路上。一声军号响，我们冲下山，收缴车上的武器后，点火烧汽车，我扛着缴获的枪支撤回。

　　不一会，一队日本鬼子追来，不见我们踪影，就朝山上乱放炮，由于负重爬山不便倒地隐蔽，臀部被弹片击中，划破棉裤，血往下淌，卫生员急忙拿出急救包，还好只伤了皮……这次战斗后，我当上了警卫班长。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10月初新四军北上与八路军会合。根据党中央发展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罗荣桓政委率领大部分八路军北上东北，留下的队伍就编入新四军。我又成了新四军军部的警卫战士。

　　1946年2月，部队抽调我和几个同志去东北，调运被苏联红军缴获的武器。

　　我们换上便装，扮成商人，凭新四军介绍信，在苏军仓库领取大批枪枝、弹药，还有小钢炮。说起来还真有意思，崭新的日本造武器，全由投降缴械的日本兵装运下船。昔日气势汹汹的侵略者，今日俯首弯腰，任你指派。

　　运武器的是油轮，用粗缆绳系着大拖驳，货舱有五六十平方米，装得满满的，由我一人押运。掌舵的船老大是身份未公开的地下党员。船在丹东码头启航，从鸭绿江驶进渤海。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几艘巡逻艇出没在海中，夜里用刺眼的探照灯，搜索海面，一有情况就发布口令，让过往船只停航，扣押、炮击就随之而来……我与船老大商定，即使被巡逻艇发现，也不停航，作最坏打算。当然上策还是“智斗”。于是白天隐蔽，黑夜熄灯行船，船老大经验丰富，专绕偏僻水道走。

　　我第一次乘海船，晕船呕吐不止，无法饮食，军大衣根本不能挡风寒。我让船上的报务员不停地与岸上联系，终于联系上渤海军区。经过一天两夜，船驶到羊角沟埠头，渤海军区派人来接受武器，还用一营兵力，占领铁路，挡住国民党部队，连夜装运武器进入解放区，我胜利完成了任务。上级首长表扬我说：“小江，你立了大功。”

　　我在台上讲了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讲了只有跟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

　　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那时，我在华东野战军某部，任通讯班长。

　　记得打胶济路那个晚上，我派通讯员小张送信过铁路。归途，国民党的飞机在铁路线上空盘旋，投下照明弹，又开枪扫射，小张中弹掉下马。夜里9时，还不见小张回来，我感到情况不妙，立即带领几个战士，跨上战马，在一个村庄，找到负伤的小张。

　　三五山一役，我们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万余人。整休过了春节后，解放潍坊。1948年春解放山东首府济南，活捉已化装逃跑出城外的王耀武。大军挥师南下，打下兖州城，淮海战役揭开战幕。我们部队开到碾庄一带，包围黄伯韬兵团。从徐州到宿县方圆百里都是战场……

　　徐州被围，断粮。每天都有几百敌兵冒险出来投降，一见馒头抢着狼吞虎咽。领导让我做接收俘虏工作。这些俘虏兵大多是国民党从穷苦人家抽壮丁拉来的，我们一做思想工作，他们往往幡然醒悟，表示不给国民党卖命，掉转枪口，成为解放军战士。少数愿意回家的，我们就发路费开路条，送他们走。记得一个俘虏留下还是回家犹豫不决，那天晚上，我端了一盆洗脚水送到他床前，他顿时热泪盈眶说：“小时娘为我端脚盆，想不到今日你们共产党的兵，也给我这个俘虏端脚盆。大兄弟我不走了，我要参加解放军。”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与副班长在徐州西边的一个小镇拍了一张合影照，我们穿着军装，全副武装，胸前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显露出革命军人气质。

　　8年未回家，趁着部队整休，请假返故乡。见到妈妈，她泪流满面……第3天碰上村里开大会，村干部让我上台讲话，我就在台上讲了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讲了只有跟共产党走，穷人才能翻身。作为人民子弟兵，我感到无上光荣。

　　归队后，上级调我到后勤部军械处政工科任政治干事，那年我26岁。

　　我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个兵

　　大军南下，军械处随部队驻合肥城外。我们整理武器、弹药、装备，设立临时军火库。披着军大衣，轮流站岗，与支前民工一起搬炮弹装车，军情紧急时，常饿着肚子，干得满头是汗。

　　国民党的飞机，每日在头顶上盘旋丢炸弹，一见民房起火，我们就冲上去打火。一次敌机丢下氧气瓶那样大的硫磺弹，火势凶猛，离军火库仅20余米。我与保管员迅速蹿了出去，张开大衣扑火，身上的衣裳燃着了，两个民工被烧得在地上打滚，众人奋力灭火，终于化险为夷，保住了军火库。

　　1949年7月，谭震林书记组织浙江省委工作队，动员200多名排级以上干部，转入地方工作，下乡剿匪，巩固政权。我转业成为地方干部，当过乡长、厂长、校长、主任、书记。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身上穿的军装渐渐褪色，然而，我常常觉得自己还是个兵，嘹亮的军号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