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温岭通过工商登记给股份合作制报上了“户口”，使中国第一个“农民联营集体”企业出生，但让这样一种制度以政策形式推行却在黄岩。1986年10月23日，中共黄岩县委、黄岩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这是全国第一个由地方党委、政府正式颁布的推行股份合作制的“红头文件”。当时可能没有多少人能想到，这个决定会同火山爆发一样，其强大冲击波不仅波及周边地区，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在以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和个体经济发达的温州模式为代表的当时中国，民营经济无疑成了社会经济力量的后起之秀。

　　合股企业要求解除束缚
　　20世纪80年代初期，黄岩的一些农民在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摆脱土地的束缚后，通过走南闯北摆地摊或在家搞副业完成了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他们之中有部分头脑灵活、敢闯敢干的人，为了致富，便萌生出创办企业的雄心壮志。
　　台州自古就有老祖宗传下来的“打硬股”的集资方式，一个人的力量单薄，大家就凑份子，合股做事。办企业也是这样，资金不够，大伙儿就一家一户出钱。
　　当时担任黄岩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杨明是第一个股份合作制文件的直接参与者与主笔，据他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岩县的农村较早完成了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个体经济和联户企业开始涌现。1984年初，县委根据中央[84]1号文件允许集体与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联合办企业，提出“要集资办企业”，此举在当时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在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办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是人们刚刚经历文革浩劫，开办股份合作制企业涉及一个“姓资”还是“姓社”的敏感问题。二是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合股办企业的态度不甚明朗。除了台州等地，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合股的萌芽，但大多数人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没有一个地方政府出台鼓励政策。群众中形成的合股形式，呈自发自生状态。工商注册登记上，只有国营、集体、个人三大类，新出现的合股联户企业不属于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种，合股的企业无法从工商部门领到合法“身份证”，成了没有“户口”的“黑孩子”。最为关键的是，集资合股办的企业，性质不明、前途不清。
　　时任黄岩县委副书记、县长，现已70岁高龄的王德虎告诉记者：“人们的思想僵化、小农经济、贫穷主义，都是制约合股企业发展的阻力，特别是在‘姓资’还是‘姓社’问题上，大部分人认为合股企业‘姓资’，有些人心里害怕，怕办企业要被抓起来坐牢，为了保险起见，企业便纷纷给自己戴上‘乡镇企业’这顶‘红帽子’。”
　　石曲乡是黄岩县最早出现民营企业的乡镇之一。1986年3月，石曲电冰箱配件厂的股东们一下子抽走了30万元股金，造成了该厂生产资金严重不足。在一些合股企业内部，不少股东甚至连年终股息都不敢要。企业办还是不办？不少人显得犹豫不决，顾虑重重。
　　就在人们思想上存在各种包袱时，要求富起来的愿望却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在为发展地方经济寻找方向。王德虎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后，大批农村劳动力从单一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农民致富的途径已从单纯的农业拓展到多种经营。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如何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城镇化也成了发展经济的主要课题。”
　　这时，相对于集体企业与个体经济，合股办企业的优势日益彰显出来。根据调查，黄岩县委、县政府发现合股企业能资金自筹、工人自聘、赢亏自负、利润自分，这种经营方式很好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而且，合股企业比势单力薄的个体私营经济更具抗风险和办大事的能力，相比集体经济，其又有着产权清晰、经营灵活，股金允许继承、转让，“船小好调头”等优点。
　　是举步不前还是大刀阔斧进行创新？这成为摆在孙万鹏等领导面前的难题。第一份推行股份合作制的政策文件，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了酝酿的过程。

　　怎样让合股企业名正言顺
　　1986年初，在中央党校经过了一年培训学习的孙万鹏来到黄岩县担任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孙万鹏在图书馆“挑灯夜战”，记下了3000余张资料卡片，到黄岩时，这些卡片他随身携带，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积累。当时，在孙万鹏的头脑里，还只存有发展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和个体经济发达的温州模式这两种概念。对于黄岩本土出现的“集股份与合作于一身，联劳动与资本为一体”的合股企业，感到很新鲜。但是，因为书上无迹可循，无疑又给他的传统思维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孙万鹏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按劳分配，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按资分配，计划调节与社会主义‘结了缘’，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结了亲’，非此即彼。而黄岩的合股办企业形式，却“集股份与合作于一身，联劳动与资本为一体”，合股企业，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这让孙万鹏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作为一名睿智的学者型官员，孙万鹏眼光前瞻，为了不将合股企业这种新生事物扼杀在襁褓中，孙万鹏开始了马不停蹄地下乡调研。
　　时至今日，王德虎提及当初的情景时仍记忆犹新：“我们在了解农民兴办合股企业的迫切愿望，到政府出台《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中间只间隔了三四个月时间，其中一两个月就是不断下到基层去做调研。”
　　孙万鹏去的地方是黄岩石曲乡，这个地方农民集资合股办厂早在1984年就开始了，到 1985年，全乡已办起32家。当时全县乡镇企业产值达到3.71亿元，而合股企业产值却达1.2亿元左右，等于说，合股企业的产值占了全部乡镇企业产值的近三分之一。
　　为了全面了解合股企业，孙万鹏三下石曲。在对石曲调研的过程中，为印证合股企业对促进经济究竟有何好处，好在哪，孙万鹏还安排人员到集体企业办得较成功的苏州和个体企业极为兴盛的温州进行考察。经过前期一系列细致的工作，最后，黄岩县委班子与相关部门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合股企业有利于集中闲散资金用于生产、发展经济，有利于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国家税收、扩大集体积累，而且有利于增强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厂长的责任心，有利于增加社会商品，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为了消除企业主的顾虑，表明政府支持的态度，孙万鹏与王德虎深思熟虑，经过反复商议，决定出台一个文件。

　　揭开民营经济的崭新一页
　　《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这个今日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文件，在制定和出台之时，却要冒巨大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政治方向上，大家如履薄冰，唯恐不慎犯错误。当时，一些好心的同志曾劝过孙万鹏：“它是一条高压线，别碰，风险太大了！”
　　王德虎说，“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要面临很多的阻力。当我们目睹很多群众有致富的愿望，想到干部干部，就应该为百姓干事。那么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事后，有人暗地里告诉我，‘你们这么大胆，我们看在眼里都替你们捏一把汗哪！’现在想想还真是挺悬的。”
　　日后，孙万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农村改革的伟大系统工程——关于黄岩股份合作制与村级组织建设的回忆》（刊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的《台州乡镇企业发展实践》一书）这样写道：黄岩的股份合作制具有“共同投资、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同受益”的特点，符合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难莫大于辩邪正”，于是，我与当时的县长王德虎商量，决定“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主张不停留在一般的口头支持与号召上，要制订一个系统的政策文件，满腔热情又脚踏实地推进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做群众的“靠背”。我还和王德虎击掌而盟：“出了问题，我俩承担”。但我们坚信“霜雪之后，必有阳春”。
　　在县委农工部同志参与努力下，1986年10月，一个系统的扶持合股企业的政策文件“雏形”开始形成。经过六易其稿，10月23日，黄岩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出了现在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由地方党委、政府颁发的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系统政策文件，即《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的[1986]69号文件。这个文件的出台，对于初级发展阶段的股份合作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黄岩的股份合作制得以迅猛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也自此掀开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