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卫生部发布消息，我国正在着手修改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境的相关法律。

　　这些制定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法律，曾被寄予“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的厚望。然而如今的事实证明，这些法律没有阻止住艾滋病的传入。

　　“修改法律是一件大好事，它使得我们明白，预防艾滋病要从自己的行为做起，而不是依靠国家建‘一座长城’”。一名民间防艾人士说。

　　将被修改的法律

　　“曾经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他如何能在中国取得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我告诉他，他不能得到任何药物。”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说。

　　爱知行研究所是一家民间防艾组织，因为工作关系，万延海经常接触外国朋友。

　　万延海向这个外国朋友解释，按照中国的法律，感染艾滋病者是不允许入境的，如果他想得到药物，就意味他要公开自己患病的情况，而他将因此被要求离境。

　　11月12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宣布，随着对艾滋病感染途径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目前正在着手修改现行的有关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境的法规。

　　在中国，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规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这些法律法规不但确定艾滋病感染者不得入境，且一旦发现则将被公安部门令其立即出境。

　　这些法律均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颁布，“当时我们的思路是，‘筑起一道新的长城，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中国社科院教授、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说。

　　御病于国门外的愿望

　　“从制定这些法律时，国外就有反对意见。”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告诉记者。

　　戴志澄曾担任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现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前身)司长，当时卫生防疫司下属的卫生检疫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于1989年被国务院批准，它明确了卫生检疫机关负责阻止患有艾滋病的外国人入境。

　　“国际上认为这是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戴志澄说，对这样的批评，当时他自己也很难接受。“最初我们认为这个病就是老外的病，我国就是一个净土，守好国门就好了。”

　　事实上，这样的批评并非只是针对中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采取相同禁止入境的政策。

　　戴志澄在参加国际防艾会议时，也深刻感受到国际组织对限制艾滋病感染者入境政策的抗议。

　　“1993年时，在荷兰召开过一次世界艾滋病大会，大会开始就有很多人抗议，抗议美国政府。”戴志澄解释说，这个会议最初定在美国波士顿召开，但当地法律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会议不得不转到荷兰召开。让戴志澄印象深刻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荷兰官方表态，欢迎艾滋病感染者到荷兰定居。

　　当时艾滋病在中国还是个小众问题，戴志澄说，国内还没有声音反对这些法律。

　　“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误解，艾滋病是外国人的病，只要外国人不进入中国，我们就会安全。”万延海认为，这一思路带来的后果，是对自身防护的弱化。

　　国门打开的特例

　　虽然国际上的批评并没有改变中国法律，但在一些特殊时刻，国门临时向艾滋病感染者敞开。

　　1995年4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了一条特别的消息———“我国已同意9月间在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时，准许国外女性同性恋者及艾滋病患者入境。”

　　在这届大会中，4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来到北京。

　　著名作家萧乾看到这条新闻后，著文评价说：“这标志着我国对这一特殊现象已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表现出开放中的我国，力图克服固有的成见，做与现代社会并驾齐驱的努力。”

　　民间防艾人士万延海回忆说，由于参加妇女大会有各类社会团体，其中包括一些性从业者代表和艾滋病感染者代表。按照中国的法律，他们将不能合法地进入中国，这一度引起了这些团体的异议。

　　戴志澄说，事实上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前，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也曾对艾滋病感染者解除禁令。“这些都是特事特办”。

　　几乎与此同时，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和国内民间防艾组织的出现，国内也开始出现修改法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