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中国第一款商品化通用微处理器“龙芯”1号。新华社记者姜岩摄

    近日，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我校校友胡伟武研究员获“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工作优秀个人荣誉称号。5月13日，他专程从北京赶到合肥，参加中科院“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工作会议。当晚，胡伟武校友在宾馆接受了学生记者的采访。

    记者： 您觉得“所系结合”这种办学模式对于研究所和学校的意义在哪里？

    胡伟武：科大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所系结合”，这是一种双赢、互惠的模式。科大是中科院唯一一所大学，它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从科大历史上来说，早期科大各个系的系主任，包括一些老师，都由中科院一些比较优秀的研究员或所长担任，像华罗庚、严济慈等，这些都是科大的创立者。比如说计算机系，像我的导师夏培肃院士，最早也在计算机系，我国第一台完全自己设计的计算机即107机也是在科大研制并完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我举个例子，当时我在科大念书的时候，学了两门课程：软件工程和网络，科大开这两门课算很早了；后来我到北京研究所读研，我又选了这两门课，很明显感觉到两边
的老师讲得不一样。科大也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教材，但始终觉得没有研究所里面一些真正干过工程的老师讲得生动形象和具体。还有就是共同承担的一些项目，对科大也是很有好处的；对研究所来说，也有好处。比如，龙芯课题组中的很多骨干都是科大的学生，科大实际上为研究所提供了优秀、稳定的人才后备力量。其实，做科研到后来就是做人才。虽然因为地域的原因可能会对“所系结合”造成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要努力把它做好，把研究所同科大拉得近一点。我们一定要在科大创造这样的品牌——学生在科大能听到一些名教授、名研究员和一些很有实践经验的老师讲授的经典的课程，这些课在别的学校是听不到的。我想这有助于提高科大的教学质量，也对科研方面的提高有帮助。

    记者：这也是科大相对于其他学校很独特的一个优势。

    胡伟武：对。这个要做好，学校就能够发展得很好，但做虚了，还是不行。

    记者： 对于“所系结合”这种模式的发展，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您觉得怎样做才能更好？

    胡伟武：我想科大首先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作为校友，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过去几年科大的特色保持得很好。比如说，当其他高校盲目扩招时，科大没有。还有，我记得上次来科大参加一个学生的答辩，当时是星期四下午，大约三四点钟，整个校园非常安静，鸦雀无声，大家都去上课或自习了。这说明科大还保持着很优良的学风。我是8611的，当时在科大的时候，不存在要考试了才去上自习。平时自习室都是满满的，为了抢座位打架的事情都有。早上一起来就去上自习，晚上十点、十一点回来，通宵的也不少。当时，星期六看一场电影都觉得舍不得这个时间，看完后觉得后悔，又浪费了两个小时。科大要保持这种良好的学风，我想这是一种文化，要代代相传。虽然在合肥是一种劣势，但其实也有优势，科大旁边没有像中关村那么多诱惑。我记得有人说过，说中国之大，只有科大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是有道理的。

    另外，我觉得从教学方面，科大一定要汲取研究所的很多资源。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最好的第一名的学生都是上科大的，因为在科大可以听到很多名教授讲的课。我觉得科大一定要创造这种名教授讲授基础课的氛围。因为本科阶段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教授来说，可能会因为地域的原因有些不方便，我想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方式。我们一些课程是每个星期都排课的，但是一些特殊课程可以特殊处理，比如说一个月连续排两天，或两个礼拜排一次等等。如果有小学期的话，可以由学院集中组织和引导，安排一批学生到北京学习。科大要把好的学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研究所，这个不要舍不得。校友在外面肯定是想着母校的，他们在外面成为专家、领导，可以给科大创造一种很友好的外围环境。不管在学校还是研究所，都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也会回馈母校。比如说一些人会回来跟科大的老师一起申请一些项目。

    在科研方面，当然科大也有很多很好的研究项目，但实际上很多大的项目都是各个研究所在做。我记得我在科大读五年制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学生很早就进入实验室。现在由于学生规模，特别是研究生规模扩大后，实验室设备、资源有限，容纳不了那么多学生，所以现在科大本科生进实验室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我想学院里可以把一些学生组织起来，成批的定向到各个研究所做论文，这个可能对研究所的科研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但对学生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学生个人去联系的话可能比较难被接受。要提高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质量，关键是要给他们更好的实验条件和环境，尤其对工科来说，共建实验室，资源共享，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麻烦，但长远来说，这是很有好处的。

　　记者： 作为“龙芯1号”研制组的组长，当时做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您始终没有放弃？

    胡伟武：这个其实非常困难，是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李国杰院士一直在支持着这个工作。“九五”期间，我们这一块实际上对国家没做什么贡献，但是到“九五”计划末、“十五”计划初的时候，李国杰院士就在国家层面呼吁，“十五”期间我们一定要做通用处理器，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一个瓶颈了。

    要说信念，其实很简单。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听到了你也会去做：我记得我们国家信息产业03年的GDP是1.8万亿左右，当时的利润大概是4%的样子，很低；到2006年，GDP从1.8万亿增长到4.8万亿，但利润从4%降到了3.5%左右，利润很低。包括像联想这样一些大的企业，利润也只有2%到3%。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它应该是以高附加值为特征的，但我们卖的是高科技产品，做的是低科技产业。另一个例子，我们国家的GDP比重原来是4%，后来人民币升值，提高到了5%，但我们消耗了全球30%到40%左右的能源，我们以三分之一的消耗，产生二十分之一的GDP，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主创新，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这只是一些面上的产业，在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方面，更是受制非常严重。像高性能机，西方国家对我们是严格禁运的，像中央气象台用于算天气预报的高性能计算机，从美国买的，美国就得派个人到旁边盯着，盖座玻璃房子罩起来，不允许用作军事目的。我们国家的卫星上用的宇航芯片，需要通过元首外交才能买到。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会严重的受制于人。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门槛很高。国外那么强的企业，那么多年的积累，要跟他们竞争，困难很大，但是再困难也要做。这不需要什么信念，我想听到这些，但凡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这个能力，都会去做。中国是一个大国，什么都得强，有一点不强都是致命的。

　　记者： 这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一种责任感。

    胡伟武：谁听到这种事都会干。我的经历也比较特殊，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夏培肃院士天天讲要为国家做贡献，后来李国杰院士也是天天讲这个。包括我自己，也经常讲教育。教育的精神是什么？绝不仅仅是把学生招来，教他一些求职的本事。教育的精神，就像古人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要为国家做贡献，这个责任落到我们肩上，我们要把它承担起来。在计算所，在李国杰院士教育下，很多人都这样，并不是我一个人。当一个人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一个很大的集体、与国家联系起来时，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工资很低，大概也就几百块钱，我的同学在国外，工资都是上万的。但是现在，我的很多同学反而都羡慕我，为什么？因为你的事业是跟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事情怎么想都很大，有意义。难是很难，个中酸甜苦辣，再难也要做下去。前段时间参加团中央的一个会，张海迪有一个报告，我去听了，其中有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她说：就算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我想做“龙芯”也是这样，这是应该的，作为一个科大人更应该这样做。

    记者： 现在国家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您觉得作为高校来说，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呢？

    胡伟武：高校本来就是在做自主创新，刚才我也说了为什么要自主创新。但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成为生产力，这个链条并没有真正形成。高校有其特殊之处，就是教书育人。我以前做过一个报告叫《做事做人做学问》，教书不仅仅教学生谋生的技能，当老师首先是传道，对学生要进行全面的人格培养，其次才是授业。我自己做这么多年的研究，也很辛苦，最深刻的体会是：自己做研究，不如培养人做研究。任何事情做到后来，都是教育。以前我接受一些校友会采访的时候说过：我现在是教博士生，教他们做CPU，做芯片；过几年做不动了，就应该去教大学生，教他们做学问；到最后教小学生，从做人教起。科大人也许当领导的不多，但是在各行各业，很多领军式的人物，都是科大人，这可能也是科大的一个特色。科大是一个研究型大学，要踏踏实实做下去，急功近利的思想对自己也没好处。我做研究者这多年的体会就是：吃亏就是占便宜，我吃了好多亏，但最后都得了大便宜；还有就是一个人对物质的要求越低，就越快乐。科大有很好的传统，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科大的老师要想着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学生要想着学成后是为国家做贡献。

    记者： 您觉得现在的科大和您当年读书时的科大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胡伟武：不一样的地方肯定是有的。大家都知道80年代，84年到86年，是科大非常辉煌的时代，后来遇到一些挫折，学校发展受到影响，但科大毕竟还是科大。在北京，经常有人问我科大怎么走，我就觉得很不习惯，他们问的是北京科大。我说科大在合肥，得坐火车。科大总体来说传统还是好的，但是在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整个社会节奏加快，又有些浮躁和功利化的情绪。80年代的时候科大生源是非常好的，我们86级全校才招700人，就有13个高考状元，当时科大的录取分数线远远高于第二名的高校。现在科大的学生也很好，我的很多学生，都很踏实，愿意从小事情做起，这些跟以前都是一样的。科大的老师也很好，但可能存在一些师资流失的问题。但是，基本上在学习风气、成就方面科大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可能现在科大在社会上的声望有些下降，会影响到生源，但现在的媒体还比较浮躁的。我非常欣赏我们的校训：“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科大的校歌《永恒的东风》我觉得唱的太好了，一点都不过时，非常切合现在的情况。我在所里经常说：“我培养的学生是要又红又专的，而且红比专重要。”在我看来，要把一个人才培养出来，如果他的专业知识很好，但要把他培养成认同我们的理念，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他先认同我们的理念，再教给他一些专业知识，是很容易的事情。“理实交融”也讲得非常好，特别是这个“实”字，这也是科大相比于其他高校的特色。金寨路旁边没有那么多诱惑，科大学生比较淳朴，给他灌输一些理念都较容易，可塑性强，是一块可雕的木头。科大就是科大。

    记者： 您觉得在科大学习期间，科大给您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胡伟武：在我看来，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初步阶段，它彻底形成要在博士毕业以后。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我想首先是科大那种开放、上进、求实的风气，就是大家整天想着怎么把95分变成96分，而不是想着怎样及格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中科院的好多传统积淀在科大，我们国家能在短短几十年实现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就是有这样一批不要命的人。这应该是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另外科大的教学很好，而且我很感谢科大的五年制，我觉得当年科大五年制的学生毕业，可以跟其他大学研究生比，很多东西都能融会贯通。

　　记者： 如果说要您用几个词形容您当年在科大的生活，您会用哪几个词？

    胡伟武：这个形容不出来，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吧，我觉得我大学的五年生活，到现在我都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没有虚度。

　　记者： 您这样年轻，已经获得了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很多的荣誉，您觉得这些荣誉对您来说重要吗？

    胡伟武：我经常说荣誉这个东西就像银行里的贷款，我不该有这么多，但它非要贷给你，这是要还的。荣誉当然是一种鞭策，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李国杰院士也经常告诫我们，年轻人千万不要被这个东西捧杀。实际上科研人员离这种名利越远越好。以前我们古人有一句成语，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它讲的就是古代修行的人，他的道行增加一尺，心魔就会增加一丈。你要想办法克服这种心魔，你的道行才能继续提高。我们做学问也是一样，当你取得一定成就，你的心魔就会增加，在科研界，这个心魔就是欲望，这些欲望有内在也有外在的。内在的，比如说心里会想为什么我做的比其他人辛苦，比其他人好，工资却比被人低；外在的，当你取得一点成绩时，就会有一堆手来拉你，给你一些兼职，给你很多钱或给你一些地位等等。我们科研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被荣誉捧杀掉了。要克服这种心魔，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修养不够是很容易摔跤的，而且摔倒了就很难爬起来。所以一定要小心荣誉这种东西。没有的时候觉得很好，有的时候，就要努力做到名副其实，否则晚上就睡不着觉。

　　记者： 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如果去掉各种头衔，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人，您觉得什么标准符合您心目中“崇高”的定义？

    胡伟武：我的头衔确实很多，但我的名片上就写着：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最近新印的名片我又把“博士”去掉了，只有“研究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保持一颗平常心。

　　记者：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胡伟武简介

　　胡伟武，1968年出生于浙江永康，1991年毕业于中国科大计算机系。1991年免试进入中科院计算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计算机专家夏培肃院士，1996年3月获工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龙芯1号”研制组组长，全国青联委员、计算机系统工程专家。研究领域为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结构，包括共享存储机群系统合高性能处理器设计等。推动共建先进计算机系统结构实验室、讲授《高性能处理器体系结构》课程。

    胡伟武实现了一个虚拟共享存储系统，并以自己女儿命名JIAJIA（佳佳），该系统实现锁的高速缓存一致性协议，并在过节上的同类系统中首次实现了把多台机器的内存空间组织成更大大的共享空间。佳佳已被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科研单位使用。

    2001年，胡伟武出任龙芯CPU首席科学家，在中科院计算所李国杰所长和唐志敏研究员的领导下，率领几十名年轻骨干（其中科大校友占一半）日夜奋战，2002年9月28日，中国第一枚通用CPU龙芯一号成功发布，终结了中国计算机产业“无芯”的尴尬历史。

    胡伟武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全国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科学院优秀青年”、“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奖”等奖励。

    （芳草社校庆志愿者项目组宣传组：樊毅超、刘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