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多读书，越感到自己的知识贫乏。”纵观古今中外贤哲概无例外，对书抒尽心曲，喻书为医道良药、智慧钥匙，我亦受其熏陶，一有闲就拿起书来补点“营养”。最近，读了几本书，发现了一些问题。想说，言之无物，说不出所以然；不说，又好像肚子里吃下了苍蝇，非吐不可。自知底子薄，学识浅，妄加评论为人嗤笑，然而不吐不快，这种难受确有“是进亦忧，退亦忧”的滋味。

　　读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金鳌）山枕海，属临海县章安镇。初，宋高宗在潜邸日，泰州人徐神翁能知前来事，群阉言于徽宗。召至，以宾礼接之。一日，献诗于帝曰：‘牡蛎滩头一艇横，夕阳西去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同上金鳌背上行。’及两宫北狩，匹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镇。滩浅搁舟，落帆于镇之福济寺前以候潮，顾问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鳌山’。又问：‘此何所？’曰：‘牡蛎滩’。因默思神翁之诗，乃屏去警跸，易衣徒步登岸，见此诗在寺壁间，题墨若新，方信其为异人也……”《南树辍耕录》中的记载成为了台州史学界对高宗驻跸金鳌山的有力证据，临海、黄岩、椒江等地的文史资料均如是撰写。《历史古镇章安》（中国文联出版社）中有一篇介绍此事的：“……有一日，徐神翁写了这首诗送给当时的康王赵构。赵构当时并不介意，及在金鳌山见到此诗，回想起南渡奔波所受之苦，心中作恶。然仔细沉思，赵构又深感徐神翁确为异人。”我翻阅了有关徐神翁、赵构的正史记载：“徐守信（1032~1108年），号神翁，泰州海陵人。”“宋高宗赵构生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二十一日，为徽宗第九子。”这就不难看出徐神翁献诗于高宗不真实，因为徐神翁临死时，赵构只一周岁，“献诗”之事不合情理。至于诗中“夕阳西去待潮生”一句，《嘉定赤城志》、《云麓漫抄》、《乘桴录》中均为“夕阳多处待潮生”，而清代陈忱著的《水浒后传》第三十七回“徐神翁诗验金鳌岛，宋高宗驾困牡蛎滩”中，则诗为“夕阳西下待潮生”。此句虽有异，但无大碍。《乘桴录》据当时祥符塔院八十多岁的僧师回忆六七十年前的往事，记述了高宗于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御舟泊金鳌山下。《历史文化名城临海》（天津人民出版社）亦如是记载。而宋史载此事皆在建炎四年正月，故料僧师记错日期，应以国史为准。

　　读罢《路桥史话》（人民日报出版社），发现严蕊史话中有几处历史常识值得商榷：其一，“严夫人哀伤过度，不堪凌辱，不久也追随夫君下了黄泉。更可悲的是幼芳，竟沦为台州营妓，更名严蕊。”严蕊原名为周幼芳，做营妓后才改名为严蕊，其母怎么称为“严夫人”呢？更重要的是严蕊之母并未“随夫君下黄泉”，《朱子大全集》记载：“……仲友又悦营妓严蕊，欲携以归，遂令伪称年老，与之落籍，多以钱物偿其母及兄弟……”（劾唐仲友第三状）如果严蕊之母已亡故，朱熹敢告御状说唐仲友“以钱物偿其母及兄弟”？其二，“淳熙初，唐仲友赴任台州太守。”据台州权威史志《赤城志》载：淳熙元年元月至七年十二月间，台州太守分别是詹仪之、赵汝愚、尤袤、李宗质、沈揆，唐仲友是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朝奉大夫知台州。其三，“到台州继任的太守姓岳名霖字商卿，乃岳飞之子。”在书店出售的《正说岳飞》一书，也提及岳霖为台州知府。此说不准确。南宋嘉定七年进士陈耆卿纂的《嘉定赤城志》载：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唐仲友任江西路提点刑狱。史弥正，四明人，太师越王之子，八月十八日以承议郎知台州。周密的《齐东野语》记载：“……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可见，岳霖未任台州太守，而为“宪”，实为浙江提刑。

　　又读临海文史《名城史迹》，内有“为樵夫祠写点纪念”一文，称清康熙时知府张联元考证，当年“樵夫遗事”的东湖樵夫可能是牛景先。《明史》载：“台州有樵夫日负薪入市，口不二价，闻燕王即帝位，恸哭，投东湖死。”明隆庆年间，为纪念“樵夫”，在临海东湖逢源亭北建樵夫祠，又名忠逸祠，几度重修几度毁。如此忠义樵夫，不可有半点疏漏，我在《明史》中找到依据：“牛景先，不知何许人，官御史，金川门开，易服宵遁。卒于杭州僧寺。”牛景先逝于杭州，显然投湖死的樵夫不是牛景先。至于东湖樵夫是谁，今尚未定论。

　　无独有偶。黄岩有史料写道：燕王篡位后，工部尚书严震直，在黄岩遇见逃亡的建文帝，便在景贤坊客栈上吊自尽。为纪念这位贤臣，景贤坊改名为“道义巷”。我查阅了《明史》七卿年表和《严震直传》，载：建文时，严震直为工部尚书，六月归附燕王，仍任工部尚书，七月同致仕户部尚书王钝巡视中原，九月于山西至泽州途中病卒。可见黄岩“道义巷”并非为严震直“上吊自尽”所改名。

　　前些日子读《牧笔临风》（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曲笔与达意”中写到“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和骆宾王的《代李敬业讨武曌檄》都未用曲笔。”而《盖闻小札》（南京出版社）一书提及“骆宾王就曾在《为徐敬业讨武闿檄》中痛责：‘陷吾君于聚麀。’”再有《历史文化名城临海》一书则说骆宾王“写下了名闻遐迩的《讨武氏檄》，檄中严斥武后挟淫威以灭李氏，杀大臣而篡唐室。”骆宾王的檄文虽“名闻遐迩”，然而三本正式出版书所述的檄文题却不相同。为辨其正误，我翻阅了一晚上的《新唐书》，才得出“为徐敬业作《讨武曌檄》”的定音结论。

　　我悟性差，反应钝，对难理解的词、句，往往需要花大力气去寻根究底。在查阅讨武檄文时，发现骆宾王的“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善，地实微寒。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人入侍。”一句中的“更衣人”有疑问，联想起古籍中也有“夜半更衣”的出现，是“更换衣衫的人”吗？难道夜半三更还要换衣服？最终找到“更衣”是指“上厕”的答案。至于骆宾王在檄文中所责的“聚麀”，即父子共牝之事。武则天入宫初是李世民妃子中地位较低的一个“才人”，后成了李世民儿子李治的皇后，看起来是“乱伦”。但在史书中发现这有其种族文化的原因。李唐皇室母后系统中杂有胡族血统：唐高祖李渊之母孤氏、太宗李世民之母窦氏、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都是胡族。有陈寅恪先生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凭：“唐源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胡族有此风俗并非一朝形成，早在西汉王昭君出塞时就有，王昭君先嫁于匈奴单于呼韩邪，呼韩邪死后，其前妻瘀氏生的儿子继位，汉成帝令昭君从“胡俗”又嫁给呼韩邪之子为正室。了解了唐室的血缘、胡族的风俗，对武则天的“乱伦”也就不足为奇了。

　　提起胡族，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胡琴琵琶与羌笛”的诗句来。陶今雁先生著的《唐诗三百首详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释此句：胡琴、琵琶、羌笛，都是当时酒席前所奏的乐器。这显然是指三种乐器，但也有人说是指琵琶、笛二种乐器。因为胡琴在隋唐出现时意为胡地的琴，是拨弦乐器的总称，而现在我们熟悉的拉弦胡琴发明于宋元时代。《全唐诗》中有佐证：白居易写弹琵琶“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刘景复写弹胡琴“大弦嘈嘈奔淈淈，小弦切急怨飔飔。”可见唐时的胡琴、琵琶是同一种乐器，解释为“胡地之琴琵琶和羌族的笛子”亦有其理。

　　人生虽短，书源长流，学无止境，书海无涯。笔者自认庸才鄙陋，学疏识浅。然不知天高地厚，竟斗胆班门弄斧，对大作家、大学者的佳作评头论足，定有出入和不当之处，还望多多包涵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