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项秉炎  整理：陈大斌

　　（项秉炎，1987年5月—1990年1月任中共台州地委书记）

　　在三大问题中

　　寻找出路

　　我是1987年5月从宁波市委副书记岗位上调任台州地委书记的。1990年1月离开，在台州经历了4个年头，实际上是近3年的时间。

　　我来台州前的几年时间，正是台州经济发展打基础的重要时期。地委做了大量工作，从实际出发，做“山海文章”，搞“两水一加”，搞劳务输出，发展拆解业等，决策正确，效果很好。我到台州时，“两水一加”有了不小的成绩，水产品、水果产量大幅增加，加工业主要是水果罐头、水产冷藏，发展也很快。但问题是有的地方一哄而起，小冷藏库不少，水果罐头厂更多，临海涌泉一地就有几十个，形成局部过剩。但总的来看，当时台州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了，积极性很高。但整个经济水平还不够高，结构显得单一，重复项目不少，发展路子不够宽阔，初级加工为主的局面也亟待改变。

　　这是我初到台州时遇到的第一个方面的情况。

　　第二个方面的情况是当时全国国民经济正在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国家缩紧银根了。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一轮大发展之后的调整、巩固阶段。所以有人说，台州人命不好，紧赶慢赶，挤上了发展的“末班车”，可上车后就又赶上了“急刹车”。我在宁波工作了很长时间，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那一段时间，正是乡镇企业第一轮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银行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大批贷款源源而来。宁波许多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个时期，靠充足的贷款支持快速发展起来的。那时，台州正在大兴“两水一加”，其他乡镇企业起步较慢。当然，发展“两水一加”在当时也同样得到了银行支持。但是，到了1987年，形势大变了，再想拿到大量贷款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那段宝贵的时机有点错过，这对台州工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当时我面临的第三方面情况是，台州人民的积极性已调动起来。台州有巨大的潜力，特别是台州老百姓勤劳，外出干零活，什么地方都肯去，什么活都肯干，什么苦都肯吃，什么小钱都肯去赚。当时的路桥和温岭一带收旧利废的拆解业正在兴起。我初次到路桥时，大吃一惊，镇里镇外，街道上、马路边、农田里，到处是废旧机械，其中有很多大家伙，重达几十吨。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又是怎样山高水远地运进台州来的。当时台州路况不好，交通也不方便。那些机械破旧不堪，满体油污。还有破旧塑料、橡胶等，堆积成山。路桥人浑身油污在其中挥汗如雨地干活，真是不怕脏不怕累。别看那些废旧物件脏如垃圾，可经路桥人拆解、清洗，一台台小车床、电机被清洗、修复过后，涂上油漆像新的一般，就近卖给农村小厂使用；不能再开动的机械，也都拆解开来，成为有用的钢铁和各种金属原料。这些正是当时到处买不到的稀缺物资，都是国家计划调拨的紧俏商品。拆解业不仅赚了钱，也有力地支持了台州工业的发展。

　　学“两南”之长

　　走自己的路

　　通过各种门路，苦干了几年，台州人赚了一点钱，但还不够多；台州人有办工业的雄心壮志，但实力不足。这就是当时台州人的状况。

　　面对这种情况，台州的发展道路在哪儿？当然是发展乡镇工业，实现台州农村工业化。

　　说到工业化，首先要肯定“两水一加”、劳力外出和办拆解业的成绩。这是从实际出发干出来的，成绩显著，功不可没。问题是整个台州经济结构过于单一，路子太窄。但这时要想靠国家贷款已经完全靠不上了，要发展就只有靠台州老百姓，靠老百姓手中那点钱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把老百姓手里那点钱拿出来兴办实业，这是台州的希望所在，是我们的中心工作。

　　我到任后，1987年8月，组织台州各县、市领导同志到南北两个相邻地区，即宁波、温州去参观学习，也到苏南地区看了看。我上面说过，宁波、苏南的做法，台州学不了，没条件，也失去了时机；而温州呢，是以个体为主，做生意发家的，与台州人兴办实业为主的做法也不尽然相同。北面的学不来，南面的也同样没法学。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从台州实际出发，学“两南”之长，走自己的路。

　　1987年10月，地委在温岭召开县委书记会议，统一了“学两南之长，走自己的路”的指导思想。会前，我们也总结了台州自己的经验，重点是温岭、玉环、黄岩等地农民“打硬股”联户合股办企业的经验。实际上我们下去一了解，当时在这些农村，由父子、兄弟或亲朋好友暗地里自发组织起来的联户合伙企业已有一定数量。大家入股办企业赚了钱大家分。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解决群众办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这样办的企业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效益很好。专家学者与干部们一起对这种办法进行总结，称之为“股份合作制”。它既有合作制的优点，又有股份制的长处，是适合台州当时实际的一种好形式。地委提出“学两南之长，走自己的路”的口号中，所谓“两南”即苏南、浙南即温州；所谓“自己的路”，主要就是指这种用“打硬股”的办法兴办联户合伙企业的路子。所以1987年10月地委温岭会议的文件中就明确写道：学两南，走自己的路，大力发展股份合作。

　　1987年10月的温岭会议之后，台州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是“两水一加”继续前进，拓宽了办工业的路子，以兴办实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化热潮在台州大地兴起；二是温岭、黄岩、玉环等地的经验普遍推广，股份合作制在全区快速发展。

　　这样一来，台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路子便明确了、清晰了、拓宽了。

　　新生经济模式

　　在质疑中壮大

　　但是，事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股份合作制发展中也遇到一系列问题。从它一出现就发生争论，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仍然众说纷纭。

　　有人说，什么股份合作制，不是国有，不是集体，也不是个体，是个“四不像”。首先工商登记就碰到问题，企业登记按规定只有国有、集体、个体几种。工商管理部门的同志说，我们没办法绕开，什么都不是怎么登记？该列入哪一类？社会上也是各种说法都有，归根结蒂是怀疑它的性质。

　　对这个问题，地委反复研究，形成共识，正式向全区干部群众提出一个经过多次讨论形成的字斟句酌的意见：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视同集体。

　　地委的这个决定完全是我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作出的。事先没有向省里报告。因为即使请示、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省里领导也难以答复。我们想就不要给省里出这个难题了，自己站出来把责任担起来，先干起来再说吧！

　　但是，下面还是有人想不通，我们就耐心作解释。并反复表明，地委作出的决定，地委对此负全责，我们担担子，你还怕什么！好在地委及各县委中间没有争论，大家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自觉承认、执行这个“视同集体”。后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说不争论，我们的包袱更是一下子放下了。有些是非，在现阶段是讲不清楚的，搞不清楚的。只要它对生产有利，就支持它先发展。绝不能陷入争论，否则非误了发展时机不可！

　　省里当时对股份合作制这类有争议的问题，是不批评，不表态。这在实际上也是支持我们了。我们干工作，一切只能从实际出发，对是非有一个明确的判断，认为正确的、符合当地实际的就干起来，不要样样都等待上面的批准，还得有点创新精神。我们总感到，当时要办厂，国家贷款不可能，而群众手上有钱，但个人能力又不够，就联户合伙，他们这是在发展生产，这有什么不对？从当时台州的实际情况来看，群众办工业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你不让他走这条路，不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吗？

　　现在回头看，当时，我们支持了群众的创造，坚决地干了，路也便走出来了。如果当时不敢支持，或采取打击的办法，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即使当初支持了，后来遇到压力又动摇了，这条路也便没有了。总之，要敢于对实际负责，对人民负责，敢挑担子。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同志虽然不“上纲上线”说股份合作制姓“资”，但总是横竖看不上眼，总觉着这种形式太低级了。开初，股份合作制企业多是父子、兄弟、亲友等有血缘关系的人合伙办了那么个小作坊，规模小、操作也不规范，合作、入股、分红等重大事项往往都只有一个口头协议，俗称“君子协定”。赚了钱多半分光；有了矛盾就吵架、干仗，再不行就散伙。当时有个说法，股份合作，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

　　有些干部看不起这种干法，说这叫什么企业？靠这种干法能够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

　　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什么是高级？什么是低级？都是相对的。要从当时台州的实际出发，对老百姓的要求，要从他们的现有的水平、能力出发。另外，高级、低级也要看它对发展生产的实际作用，不能只看形式。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搞了多少年，形式够“高级”的了，不仅要消灭农民的私有，还准备向全民所有，向共产主义过渡，还不“高级”吗？结果呢？农民连饭也吃不饱。股份合作制尽管现在在实行过程中不够规范，形式不那么“高级”，可这种形式使台州农村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而且，你还可以在实践中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对其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后来不是大多数股份合作企业都逐步走向规范化了吗？中间也垮掉一些，优胜劣汰，这也是正常的。作为领导，正确的态度是允许人家搞，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先“乱”一点，再逐步走向规范，先“低”一点再逐步完善、提高。对什么事物都应允许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这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1989年北京出现那场风波之后。从1987年之后，经过几场争论和我们多方工作，股份合作制企业正逐步走向规范，形势已向好的方面发展。而这场风波过后，又出现了反复，有人又怀疑股份合作制的性质，说它就是打着集体旗号的私有制，而搞私有就是“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化”。有人提出要重新总结经验，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经济领域内的自由化”！

　　到底股份合作姓“社”姓“资”？搞股份合作是不是搞私有化？股份合作是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还是放弃这一做法？地委也进行了反思、总结。我们的实践一致，因而认识也是一致的；股份合作制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姓“社”绝不姓“资”。在省里的一次会议上，我联系台州实际发言，说股份合作制对发展经济有利，群众热情欢迎。如果要纠正它，改变它是很容易的。但新生事物成长不易，群众也心存余悸，不要说公开批判它，下令纠正它，只要我们支持稍有动摇削弱，这种办法就会很快垮下去！这样一来，台州的民办企业几乎要全部垮光！这样对谁有利？谁负得了这个责任？我们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

　　地委的认识一致，公开宣布，继续实行股份合作制不变，各项支持政策不变，仍然是“视同集体”，明确股份合作制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是我们共同的态度。老百姓听了这些话就吃下“定心丸”，形势才没有出现逆转。

　　这是我一生经历中对我触动极大，可以说是终身难忘的事。作为一个为政一方，负有一定责任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当地实际出发，认准了的事就坚决干下去，千万不可一遇到点风浪就动摇。人们说起这一点来，常常说这是一种胆识。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胆识是要以实事求是精神作指导，作基础的。另外，还要有点胸怀，无私才能无畏，天地才宽阔。要干好工作，为人民办点实事，就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尤其是在某些关键时刻，要坚持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这次我们同样没有报告、请示，也是从实际出发，自作主张。对下面的说法是：一切不变，对股份合作企业，仍然“视同集体”。

　　这时讲“视同集体”，比当初讲更有针对性。我们只想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将股份合作制企业视为集体企业对待。绝不参与当时很盛行的那些争论。谁有不同的认识都可以，我们阻止不了。理论工作者可以继续你自己的研究，得出你自己认为正确的结论，也可以写文章加以阐述，也可以发表讲演，广为宣扬。新闻媒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选择典型，进行报道，提倡你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但我们是做实际工作的，要面对几百万人，面对那一方土地上的所有实际问题，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参与他们的讨论、争鸣。我们的责任是干好我们的工作，实行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方法，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现在回头看看，那时是干对了！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1990年前后，正是台州经济发展开始腾飞的关键时刻，坚持了原来的路子，才有今天台州的大好局面。

　　这是我在台州工作几年最为深刻的感受。台州与宁波相比，两地实际情况不同，选择的具体发展道路不一样。宁波从发展集体经济入手，得到国家帮助多一些；台州主要靠民资、民营经济，这是台州的特点。宁波也好，台州也罢，最后大家殊途同归，都走上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事实证明，具体路径本身并没有高低之分，只要符合当地实际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