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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省中接近历史真相

2019-07-15 09:14:49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日报   作者:刘英团

——读刘绪义的《历史只露半边脸》

此书在台州市图书馆的馆藏信息:普通文献借阅室K209/L698。

因为立场及视野的不同,我们对“历史”可能有不同的认识,甚至会得出“另一种历史”——时间飞逝而过,社会错综复杂,真相曲折幽深,哪怕是一件“小事”,都可能有多种“解读”或者“认识”。台湾作家杨渡曾指出,“历史被政治扭曲得太严重了,一大半被掩盖掉。”著名文化学者、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刘绪义更是很幽默地说,“历史颇像个小顽童或者小羞女,总是只露着半边脸。”他在新著《历史只露半边脸》中,以鲜活的史料告诉读者: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

国可灭,史不可灭。“对于现实我不焦虑,也感到无需讲太多,因为历史摆在那里。”杨渡认为,历史是没有真相的,但有最接近真相的历史。挖掘被遮蔽、掩埋的事实,在回溯中探讨人类的命运,“这才是对历史和其中每个生命真正的尊重。”刘绪义教授认为,历史的生命恰恰就在这里,“否则几千年来,同一段历史就不大可能被不同的人反复玩研。”在《历史只露半边脸》“自序”中,刘绪义开宗明义指出,官修《明史》历时百余年,呈现出来“半边脸”;民间方志、族谱、笔记又呈现出来“半边脸”。作为一个学哲学的“历史玩家”,他特别喜欢去“看”那没有露出来的“半边脸”。从中,不仅“感知(到)历史的生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烛照(到)历史的思想”,更“唤起一个读史人的自省”。

历史往往只露“半边脸”,“露出的半边脸,很难说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另外那半边,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或者“被人视而不见”,换个角度或者就看得到呢。刘绪义教授说:他的“思考……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正史展开,前人所谓‘信史直须求草野’”,而他却“不相信野史”。如其所言,“一切历史都只露半边脸。这就是我对历史的看法。《史记》尚且只是‘一家之言’,更何况他史?”“平生未识繁华事,旋借宣和国史看。”宋人叶茵的诗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使我们免得被表象所迷惑,或者落入前人的窠臼。比如“焚书坑儒”,就实为“后世儒家强加于秦始皇的罪名”。刘绪义教授认为,不论是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刘邦“溺儒冠”,亦或窦太后强令儒生与野猪相搏,“通通事出有因”,就连“独尊儒术,(也)并非历史的必然”。

“事实”——不同于“事件”,乃是“置于某种描述之下的事件”(阿瑟·丹图语)。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所言,“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间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动。充当田蚡副手的韩安国,便兼学韩非和杂家说。受到汉武帝敬礼的汲黯,‘学黄老之言’。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及学《易》、《春秋》、百家言’”,还有‘以深刻为九卿’的张汤、赵禹、杜周那些著名的‘酷吏’不就是靠刑名术得到汉武帝重用(朱维铮《独尊儒术的转折过程》)?余英时先生也认为,“……事实终归是事实……儒家所谓‘礼乐教化不但在武帝一朝未见实效,就是到了他的曾孙宣帝时代也还是纸上空谈’。(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所以,“有时候,决定历史命运的恰恰就在于它的偶然性,或者只在于某些人的一念之差。”刘绪义此言,可谓振耳发聩,或谓直击史实。

从人类有“政治文明”开始,“腐败”便如影相随。有观点指出,中国的腐败问题植根于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人有着将个人关系置于法律之上的悠久传统,这才是腐败的真正源头。在《历史只露半边脸》中,刘绪义教授不仅找出了“西汉开国腐败的制度成因”,还探究了文化症结,即“国家机器的运行并不是靠制度来维系,或者说,尽管有一定的制度,但依然极大的受制于权力,相反,权力却得不到制约,即使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屈从于从属于他的集团……”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在《历史只露半边脸》中,刘绪义以翔实的史例揭示历史未显露的那“半边脸”,使人颇有“醍醐灌顶”之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不仅提供经验,还提供教训,使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及治国理政中保持清醒。其中,《同样是沿海,齐鲁两国差距咋那么大》不仅让我们明了“不同的政治与改革思路与文化政策”导致齐鲁两国迥然不同的命运,《蜀汉灭亡后吴国为何变成纸牌屋》更让我们看清楚“穷折腾是一个国家灭亡的征兆”。历史的生命表现在读史人的眼睛里,如王冕《读史》时就发出感慨:“耿耿青灯照青史,坐看兴废眼前来。”在《历史只露半边脸》中,刘绪义教授不仅重新考察和分析了一些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史上一些熟悉的学术问题,还试图纠正历史的误读、还原历史的真相。读之,我不仅被他的精湛分析与深刻见解所吸引,也被精彩结论和独特思想所折服。

责任编辑:王丹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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