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南宋贤相吕颐浩与同朝宰相范宗尹

2012-09-14 10:49:01  来源:临海新闻网  

范宗尹(1100-1137),字觉民,襄阳邓城(今湖北襄樊)人。北宋宣和三年(1121)进士,南宋建炎四年(1130)拜右仆射,终观文殿学士。绍兴初年,寓居临海。后移居天台,绍兴七年(1137)卒,入葬临海东塍凤凰山。

范宗尹与吕颐浩同朝为官十余年,尤其是南宋初期,先后为相,两人相依为命,共同辅佐,结为好友。现据有关史料记载,撰此短文,以表对两位官居相位,而同被遗忘了870余年的“临海人”的怀念。

吕颐浩出生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卒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长范宗尹二十九岁,卒年比范晚二年。吕颐浩北宋绍圣元年(1094)得中进士,时二十四岁,范宗尹得中进士时年仅二十一岁;吕颐浩南宋建炎三年(1129)四月迁宣奉大夫、守尚书右仆射举中书侍郎御营使(最高军事指挥官),时年五十九岁,可谓大器晚成;而范宗尹建炎四年五月,继吕颐浩罢相后,接任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六月又兼知枢密院事,时年三十一岁,成为南宋一代年龄最轻的宰相。绍兴元年(1131)七月,范宗尹受秦桧排挤被罢相。两人任右相时间均只有年余,而两人罢相后亦均寓居临海。所幸的是吕颐浩于绍兴元年九月,再度拜少保、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章事兼知密院事(相当于以前的御营使),而范宗尹则终于观文殿学士。两人卒年相近,吕颐浩活了六十九岁,有五子;范宗尹仅三十八岁,有三子,其中二子范麟居临海后迁天台,成为天台范氏先祖。但两人墓同葬于临海。值得一提的是,吕颐浩的后世大多家居在今东塍镇,而范宗尹的墓地亦在今东塍镇,真是有缘。在临海范宗尹有一使女名叫阿莲,发誓终身不嫁,求出家等范丞相百年后为其守墓诵经,范丞相怜其忠痴,在临海东塍上街村为其建一庵堂,取名“莲堂”,供阿莲修身礼佛。

本文着重就范宗尹与吕颐浩、李纲同朝的几件要事,作一简述,证实他们为相其间的关系并非一般,从中帮助长埋在临海870余年的右相范宗尹,澄清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还其南宋初期救驾护国有功的本来面貌!

共同辅佐“浮海避狄”行

建炎三年(1129),“十月,金人渡江,王师弗能捍御,继渡浙江,逼行在。公忧愤不知所为,乃力献航海为避狄之计,圣上浩然开纳。时廷臣所论皆不合,惟圣意确然不移。车驾自明州登海舟,精锐之兵万余人扈驾行在台州港,迤逦趋温州驻跸。”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发越州,次钱清堰,夜得杜充奏我师败绩。上谓辅臣曰:‘充守江不利,陈淬战没,王燮拥兵南遁,金国人马必临浙江追袭,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吕颐浩曰:‘臣有一策,望圣意祥度,断在必行。’上曰:‘如何?’颐浩奏:‘金人以骑兵取胜,今銮舆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卫家小甚众,若陆行山险之路,粮运不给,必致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江浙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俊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上沉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卿等熟议,来日召侍从、台谏至都堂参议可否。’”

二十六日,上遽回銮,晚次越州城下。从官对于河次亭上,侍御史赵鼎言:“众寡不敌,势难与战,宜姑避之。”吕颐浩乃聚议航海。新除吏部侍郎、御营使司参赞军事郑望之后至,独谓:“自古兴王,未有乘舟楫者。”权户部侍郎叶份、中书舍人綦崇礼曰:“若别有策,甚善。不然,舍海道将安之?”颐浩晚朝奏事,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断在必行,卿等速寻船。”遂决策移四明。颐浩奏令从官以下各从便而去,上曰:“士大夫当之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于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御史中丞范宗尹参知政事,侍御史赵鼎试御史中丞,二人皆尝建议避敌,故遂用之。是日,天雨,群臣入朝,至殿门,有旨放朝,惟执政入对。上于御袍中出邺奏示之,既退,上自州治乘马出东渡门,登楼船,宰执皆从之,诏止亲兵三千人自随,百官有司随便寓浙东诸郡。时上既废诸班直,独神武中军卒永宗有众数千,而御营使吕颐浩之亲兵将姚端众最盛,上皆优遇之。晚朝,二府登舟奏事,参知政事范宗尹曰:“敌骑虽百万,必不能追袭,可以免祸矣,”上曰:“惟断乃成此事是也。”

同年十二月八日,准备登舟时,因朝廷规定,浮海避狄每家不得超过二口,因而引起了骚乱,甚有人要杀吕颐浩。范宗尹挺身而出,保护吕颐浩,平息了动乱者,后高宗还取首乱者斩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0载:是日(十二月壬午),定议航海避敌,执政请每舟载六十卫士,人不得过两口。卫士皆曰:“我有父母,有妻子,不知两者如何去留?”诉于主管禁卫入内内侍省都知陈宥,宥不能决。宰相吕颐浩入朝,卫士张宝等百余人遮道,问以欲乘海舟何往,因出语不逊。颐浩诘之曰:“班直平日教阅,何尝有两箭上贴?今日之事,谁为国家死战者?”众欲杀颐浩,参知政事范宗尹曰:“此岂可以口舌争。”引其裾入殿门,门闭,众不得入。据此,范宗尹与吕颐浩关系并非一般。此后,范宗尹还与吕颐浩等在一起,护驾宋高宗巡幸台州临海章安(现归椒江)驻足18天,这为吕、范后来定居临海奠定了基础。


与李纲同献治国方略

建炎四年四月,参知政事范宗尹向高宗提出在河南、江北南宋朝廷一时难以控制的地区设置藩镇的策略,让他们分区防守,各自为战,以拱卫王室,其谓:太祖收藩镇之权,天下无事百五十年,可谓良法。然国家多难,四方帅手单寡,束手环视,此法之弊。今当稍复藩镇之法于河南、江北数十州之地,付以兵权,俾蕃王室。较之弃地夷狄,岂不相远。

为了免遭最高统治者的忌讳,范宗尹用镇抚使之名以代替藩镇,加之高宗刚刚经过金兵的穷追猛打,几乎遭擒以后,感到如果让各种武装力量在抗金斗争中能效死力,多少可以阻挡一下金兵的长驱直入,也不失为是一种防守策略,于是采纳了范宗尹的建议,同意在与金、伪齐接壤的京畿东西、淮南、湖北等陆续设置了镇抚使,命主要由游寇、义军出身,且割据一方的将领出任镇抚使。在此之前,宰相李纲亦曾提出内容相似的奏本。

对于李纲和范宗尹的藩镇策略,南宋学者吕中有这样一段评价,他说:

李纲尝以是策欲行于两河矣。今宗尹又欲以是策行于河南、江北之地,其议一也。然李纲则因已任之守令能固守着为之,而宗尹则一委之盗,不可也。盗贼连据州县,朝廷不能讨,而反赏之,是赏盗也。李纲则置宣抚、经制以统之。然宗尹则随地均授,而无统率、统属之意。故弱者委虏所并,而强者又为吾之患,此后日所以又李成之祸也。

众所周知,镇抚使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其让其成为游寇或最后叛降金人,不如为我所用,故有其一定积极意义。如果人们对李纲与范宗尹两人设置藩镇的策略细加考察,可以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调动一切抗金力量,以行分区防守。赵构皇帝,欣然接受此策。


赞同吕颐浩“用兵之策”

南宋建国之初,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与金人和与战,究竟如何解决,高宗知道,要实现与金人议和,还得窥测军民意向,尤其是宰执大臣的态度。为此,他于绍兴五年(1135)正月下诏前任宰执,要求他们将“攻战之利,备御之宜,措置之方,绥远之略”,“各条具所见来上”。被询问到的大臣共有吕颐浩、朱胜非、李纲、范宗尹、汪伯彦、秦桧、张守、王绹、叶梦得、李邴、卢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韩肖胄、张溦、徐俯、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十九人。不久,吕颐浩等人陆续奏上自己对和战的意见,令高宗大感意外的是,绝大多数元老大臣,根本不承认伪齐的存在,他们希望继续对金人用兵,收复中原失地。其中,吕颐浩向高宗提出了“用兵之策”十事,大略为:

敌性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则二圣必不得还,中原必不可复,伪齐资粮必不可焚,和议之计必不可谐,大江之南必不可保。宜间遣使臣,再贻书以骄之,复示弱以给之,而我急为备,出其不意,承时北伐。

李纲则希望高宗“愿自今勿为退避之计,勿遣和议之使”。甚至以前力和议并与李纲有隙的朱胜非也认为:“今内外劲兵三十余万,勇气可作,机可乘。宜于此时进取,无失机后悔。”只有汪伯彦和秦桧与高宗意气相投,顽固地反对向金人用兵。王伯彦的借口是:“与其急于目前之追袭,不若政以为善后之计。”秦桧则把抗金的主张,污蔑为“以虚张为强”,并直言不讳地称:“臣前奏乞安慰强敌,当用所获金人,令诸将通其大长书,明言止欲叛,而不敢轻犯大国,盖知虚张之无益也。”因而激起了吕颐浩、李纲、朱胜非等愤恨。在这关键时刻,随吕颐浩已退居临海的范宗尹,亦明确表态支持吕颐浩的“用兵之策”并与排斥他的秦桧等投降派决裂。

由此可见,范宗尹还是一位护驾救国有功的右相。《宋史》本传,把他列为“议和投降派”、“因攻击李纲遭贬”、“与秦桧有旧交”等不实之词,应予澄清。纵观他的一生,尤其是二十一岁得中进士,三十一岁拜相,确是一位并不多见的爱国之臣,值得纪念与缅怀!

责任编辑:杨能勇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