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詹耀良:改革开放给了我腾飞的翅膀

2018-10-05 08:30:49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日报   作者:詹耀良口述 张超 颜至远整理

人物名片

詹耀良,祖籍临海白水洋镇界岭村。现任香港詹氏企业有限公司、香港华峰企业有限公司、金邦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州耀达集团有限公司、台州耀达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台州耀达国际大酒店、黄岩耀达国际大酒店、温岭耀达国际大酒店董事长。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会长,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浙江省商会副会长。浙江省政协八届、九届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十一届常委,台州市政协常委。

我于1946年在上海出生,父母都是浙江临海人。上世纪30年代,我父亲就在上海办了手套工厂,1948年又来到香港开办手套工厂。1950年,我随母亲迁居香港。1958年,由于经济周转问题,工厂停止营业。家里兄弟姊妹众多,生活很艰苦。长兄荣良也出去打工,我因为年幼,只能跟随父亲到家庭作坊加工生产。直到1968年,我和哥哥荣良又重新做起一家有一定规模的手套厂,也获得成功。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正处制造业鼎盛时期,我们生意一路看涨,手套厂也日益扩大。

1978年,改革开放的消息很快传到香港。1979年,在港宁波籍的朋友邀请我一道去广州参加宁波市招商活动,我第一次回到内地,当时还是从香港坐飞机飞到广州参加会议。这次会上,我和宁波外贸局联系了来料加工事宜。当时香港各行各业都发展很快,造成人员大量不足,生产有一定压力。我萌发了到内地寻找发展机遇的念头。1980年,我受宁波外贸局的热情邀请,到宁波投资手套厂,做来料加工生意,这也是我30年来第一次到浙江。当时家乡临海统战部、侨办的领导来宁波找到我,邀请我回家乡看看,做些投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能真切感受到他们对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作为一个在外多年的游子,我看好内地未来发展,觉得当时正是反馈家乡的时候。

次年下半年,我便一个人从香港坐飞机到杭州,再转车到临海。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杭州到临海要翻过两座大山,汽车足足开了9个小时才到。1981年下半年,我在家乡办的临海手套厂开张了。临海地处浙江南部山区,不仅交通不便,当时通讯和物资也极度匮乏,生产手套的所有工具,包括针线,甚至一张贴纸都要从香港运过去,而且内地的通讯还依靠打电报,如果从香港打国际电话去临海很难接通,说话需要喊得很响对方才听得到,好像吵架一样。香港的同事和朋友都觉得很难理解,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还会去内地投资。

虽说回乡投资过程十分艰难,但好在内地人力充足,生产成本低,因此生意一路扩张。我的手套工厂在那时的临海颇有名气,很多人都愿意进来工作,就连县长也经常带客人前来参观。

但是,随着我们出口贸易大幅增长,浙江的工厂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产量不能满足公司订单需求。1987年,我将香港工厂整体搬迁到广东东莞大朗镇,在那里建了2万平方米的厂房,后又扩建了5万平方米,职工最多时达到三千余人。

在内地的投资不仅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就业机会,也让我有了每年回乡走走看看的机会。当时临海只有集体企业,工厂设备落后。不过,从1985年开始,内地就陆续出现“个体户”的经营模式。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和著名企业家明丕白合资创办了当地第一家合资工业企业——临海有机玻璃厂,主营纽扣业务,小纽扣赢得了大市场,产品远销海外。这家玻璃厂正是知名上市企业伟星集团前身。

到家乡走得多了,我发现,虽然当地经济有了发展,但教育方面特别是学校硬件软件仍然落后。

记得1983年的冬天,那是我第一次回到老家临海白水洋界岭村寻访。由于刚下过雪,天气很冷,孩子们没有保暖的鞋子,过坑坑洼洼的泥地时,都是踩着自己做的木跷走路。当我来到村里小学时,眼前的情景让我很吃惊。简陋的小屋没有窗户,冷风直吹着正在上课的孩子。因为天气太冷,孩子们抱着从家里带来的炭炉取暖。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心想,要是捐助一些钱,就能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第二年年初,我给界岭村捐助了10万元港币,希望村里能够盖一所像样的学校。1985年下半年,学校建成了,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为志山小学。落成那天,我带着年幼的子女一起参加落成典礼。我对7岁的儿子说,你大学毕业后要来这里教几年书。虽然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来志山小学教过书,但在当时,我真的希望自己以及家人能为改变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小学落成后,当地的村民都很高兴,孩子们有了整洁明亮的教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

台州中学是台州最顶尖的中学学府,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可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都没有一栋像样的教学楼,校舍十分破旧,于是我决定捐赠100万元为学校建一栋教学楼。教学楼很快建成,同样以我父亲名字命名为志山教学楼。

就这样,我陆陆续续地向家乡的学校捐了2000多万元。

上世纪90年代,台州发展速度加快,各地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不少。我和好友区达雄先生认为是时候加大在家乡的投资力度,便计划着带些资金回台州继续发展。

1993年,我参加了临海市政府在广州的招商会。临海招商团的领导与我见面,他们告诉我临海市政府想另找地址新建大楼,将原先老的政府所在地卖掉。市政府大楼地处临海中心地段,我预见将来定大有所为。

当天,我就和临海市政府签下购买协议,以每亩100万元(当时临海房价仅几百元一平方米)购得临海老市政府所在地的23亩土地的使用权。这件事传回家乡临海,轰动一时。

1995年尾,临海市新政府大楼启用。当时整个台州都没有一个上规模的商场,我觉得经济发展了,市民必然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一家大型商场必不可少,于是我和区达雄先生很快便决定,用这块土地为家乡建一座像样的商场。

建商场在当时绝对是个让其他人匪夷所思的想法,我再次受到来自身边朋友的质疑和反对,就连颇有商业头脑和眼光的明丕白先生也跑来质疑我,这么大的商场做多少生意才能盈利?我说,日营业额20万元。他十分惊讶,认为一天销售20万元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不过,我看到整个台州的经济发展,还是决定冒这个险。

就在质疑声中,耀达商场落成了,首层面积1万平方米,当时在浙江算最大。1998年底,商场开门迎客。开业第一天,临海万人空巷,商场内外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商场第一年营业额达六千万元,春节期间日营业额更是到达100多万元。如今,耀达百货已成为台州家喻户晓的品牌。

上世纪90年代末,台州城市面貌依然落后,没有像样的高楼。台州市政府希望能够规划一家四星级酒店,而我提出,中国需要发展,台州商贸往来也会越来越频繁,不如一步到位,造一家五星级酒店。

耀达酒店2000年开始规划,造价成本近六个亿,因地处新区,银行也不敢融资,我只能从香港带着真金白银到台州,我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希望能够为台州打造一家地标性的酒店。酒店于2005年正式开业,刚开业时生意不算太理想,但在稳扎稳打的经营下,一年好过一年,四五年后,便开始有了盈利。

时至今日,我在内地创办了18家企业,包括三家耀达百货公司、三间耀达酒店和一家手套工厂,总投资约25亿元,创造了五千多人的就业岗位,2017年上缴国家税金1.3亿元,而且,我在家乡投资获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再投资。虽然我的企业规模都不算很大,但我认为对家乡发展有一份贡献,有一份爱乡的情怀。

1997年香港回归后,当地很多人对回归仍有疑虑,“爱国爱港”的声音很弱小,我们觉得是时候站出来扩大“爱国爱港”的力量和声音。1998年,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简称“浙联会”)成立,创会会长是李达三博士,我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加入,从此各市级同乡会都在“浙联会”带领下开展工作,包括组织香港各界参访团,回到浙江各地参观考察,为香港浙商回乡投资创业牵线搭桥,在香港举办各类推广浙江的文化艺术活动等。

2015年起,我接任“浙联会”会长。我认为,社团不能只限于联谊,不仅要积极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为“爱国爱港”力量发声,更要做好两地民间交流的“彩虹桥”,尤其是青年之间的交流。我时常往返于两地,切实地感受到内地,尤其是浙江近年的发展;我也认识了许多优秀的浙籍青年,选择到香港学习工作。我真心希望两地青年能够更多了解,缔结友谊。今年,作为团长,我组织了“青春飞扬·2018香港青年浙江行”活动,带领近千名香港青年到浙江参观考察,看到青年们收获颇丰,我也异常高兴。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我回乡投资创业,事业不断发展的40年。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我是托改革开放的宏福,当年我在香港打下基础,却在内地发展成功。改革开放给了我一双腾飞的翅膀,也让中国经济复兴,让世界刮目相看。

责任编辑:杨能勇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