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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下洋顾集体经济三十年

2017-06-17 10:27:20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晚报   顾世林/口述 吴万红/整理

下洋顾村大寨屋 陈剑摄于2015年农历正月

(顾世林,曾任下洋顾村党支部书记;1985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台州档案

从1951年土改完成到1984年分田地,黄岩北城街道下洋顾从一个贫困村到先进村。我从1961年开始担任我们小队的小队长,1971年之后一直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村子还贫困的时候我想着怎么解决温饱问题,温饱解决之后就想着村子怎么能富起来。

大跃进我们村没有饿死人

解放前,我们下洋顾非常穷,“有囡勿嫁下洋顾,日纺棉纱夜织布。四月糠菜四月粮,四月讨饭在异乡”的村谣讲的就是下洋顾。

1951年,土改完成,分得田地,家家户户都比较开心,劳动生产积极性也比较高。但当时很多农民一开始没有土地,给地主家做长工或者帮工,家里非常穷,连农具都没有,有的因家中无田,种田的技术欠缺。这些没有农具的农民将田包给有农具的人来种,没有技术的叫人来指导,一些叔伯份或者是邻居就在农忙时互相帮忙,后来也有长工帮忙的,犁、稻桶、耕田的牛、水车等都共用。这就是早期的互助组,自发形成的邻里互相帮助,一般是就近原则,后来乡里来人帮忙分组。

下洋顾位于永宁江、椒江、灵江三江汇合处,面临澄江,北靠谷堆山。那时还没有长潭水库,雨稍微下得大些,庄稼就会被淹,灾害大时,还会颗粒无收。减少天灾带来的损失,是粮食收获的关键。1951年冬天,我们村在互助组组长顾美美的带领下开始了冬修水利的战斗。全村300多个劳力,顶风冒雨,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当年就修出了长300多米、宽8米的排灌长河。这条河上接后来修建的长潭水库,下通水闸,可以防旱灌溉,也可防潮排涝。这样,“靠天田”便成了“保收田”,保证了下洋顾早稻、晚稻的好收成,为下洋顾土地的高产打下了基础。

互助组形成之后没多久,各村的合作社也渐渐成立,1954年的下半年下洋顾也在上级政府的提议和帮助下办起了合作社。

1957年开始放卫星、大跃进,那时候我们还和其他三个村一起大联合。炼钢铁时,我们把坟砖和铁栅栏都给拆了去,小高炉设在五里牌,但出不了铁。那时候还说要抓收入,我们村就做砖,砖做好了,一直没有烧,堆在那里。人民公社的时候办大食堂,大食堂一开始是因为农忙阶段抢收,可以节省人力,后来就是国家要求了。我们村因人均土地面积少,粮食不用上交,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是集体生活,浪费非常严重。到后来,大联合取消了,大锅饭也取消了,劳动和生产渐渐恢复了正常。

成为全国农业12个红旗单位之一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肾脏出现问题,我当兵被退回。在部队的时间虽短,但是这段经历练出了我一身的闯劲和胆量。

根据队里的实际情况,我就想着怎么提高粮食产量。当时粮食产量不高,好的亩产也才三四百斤。能否出产量,种子和土地是关键。我们选择了好的品种进行推广,并对土地进行改良。那时我们还办了个畜牧场,不仅能增加经济收入,而且还能广积有机肥料。要种好粮食,种植方法也很重要,记得当时有农业部门的干部来村指导,一定要我们进行三三密植,我就试了下,也尝试了其他方法,结果发现五五密植的产量相当高,我们就把五五密植推广开了。另外,水稻的施肥时间和减少病虫害也不能忽视,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植保队伍,那时候整个乡才一个植保人员,我们每个小队三个,每天去田里转,挑选最佳时机施肥,如果发现水稻有病虫害就适时打农药,这样产量就提高了很多。后来又在原来是两季水稻的基础上加了一季,在冬季种麦子,春季收成,别的地方种两季,我们下洋顾是三季。这样,我们村的粮食产量也得到了提高,1964年成了全省的四面红旗之一,上了《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1966年的时候彻底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我在1971年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就在这年,我们村的粮食实现了自给,上级还奖给我们村一台手扶拖拉机。可是,虽然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但是产出仍然非常有限,家底还很薄。人均只有0.27亩粮田,正常年景粮食也就刚刚够吃。

我想,在靠田地吃饭的年代,下洋顾的人均耕地那么少,如果增加些耕地面积,村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

那如何增加耕地的面积呢?当时我从有关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过围海造田、围湖造田的事,心想永宁江滩涂面积那么大,能不能将滩涂填起来?我和班子一商量,对于这个办法,他们都举手赞成,并立即行动了起来。村班子首先进行实地踏看,制订了围涂300亩的计划,土方就采用村后谷堆山的泥土。我们将计划上报,得到了县里的批准和支持,并为我们提供了开山的炸药。填滩涂时,全村老少集体行动起来。经过一年多的奋斗,我们村里多出了300亩土地。这新增的土地面积,分类种上了粮食和柑橘,有一部分潮湿的地方种上了编草席用的蒲草。1972年,我们村粮食、柑橘获得大丰收,粮食亩产达到1253公斤,柑橘总产量达到63万公斤,成为全国农业12个红旗单位之一。

最初的村办皮碗厂

当年产值6000元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粮食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又想,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

1976年的时候,乡村工业还被视为禁区。但那时候的环境大家都是知道的,办厂承担的不仅仅是经济风险,还有政治风险。有些村干部也心存疑虑,想富怕富,怕亏本,怕挨斗,而我心中的致富念头却越来越强烈。那时,我发现打气筒和喷雾器都用皮碗,觉得生产皮碗销路应该不是问题,而我哥哥是在海门皮鞋厂工作的,技术上的问题可以请他帮助。于是我和村委班子商量,决定办一个皮碗厂。办厂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我从亲戚那里借了1000元钱,剩余的钱找上级领导贷款。原料也是一个问题。皮碗厂的原料是皮革,我们沿海地区没有皮革,于是去兰州采购。我们和兰州那边的领导谈,他们说,可以提供给我们残次皮,而且是平价,但是我们沿海的必须帮他们解决鱼油问题。回来之后,我们找了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帮忙,替他们解决好了鱼油问题。这样,我们的原料有了着落。机器新的我们买不起,就买了旧的来改装。技术方面,通过我哥哥从兰州聘请来退休工人,作为技术指导。厂房就借用之前柑橘加工厂的房子。

当年,皮碗厂创造了6000元的产值,到了1978年,则是18000元,净利润3000元,接下来逐步上升,每年利润1—2万元。

村办企业有8家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独立办厂的经验,后来办厂就容易多了。由于皮碗厂的产出有限,当时我们村里有人在针织厂上班,说利润比较好,又主动提出担任技术指导,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办起了针织厂,获利13万元。

皮碗厂和针织厂虽办得不错,但原料都是从外地进来,没有起到因地制宜的作用,工业发展的前景不很乐观。我们最后的思路又回到了农产品加工上,由于粗浅的加工赚不了多少钱,于是就把目光投向深加工,最后我们村党支部商议决定办一家以橘子为主要原料的罐头厂。这次办厂的资金是我们村里自己筹集的,村干部带头,村民响应,再加上以前办厂攒的钱,一共筹集了10多万元。但要用这10多万元资金办一个罐头厂谈何容易,我们只有能省则省。记得那时我们从大陈采购到一个旧锅炉,运到下洋顾安装时,没有请专业师傅,是村民们自己慢慢摸索安装起来的,就这样,整个工厂初级的建设安装费我们就省了1万元。通过对本地柑橘的深度加工,我们村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后来,我们又在皮碗厂的基础上建立了皮鞋厂。此外,用办企业积累的钱,我们又带领大家先后办起了饮料厂、荞头加工厂、工艺制品厂、大祥化工厂、九洲化工厂等8家企业,全村基本上家家都有加工场。

到1987年,我们村的工业年产值比例上升到76%,为500多万元,利润20余万元。办厂除了解决本村剩余劳动力外,还解决了邻村200多个劳动力。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中,竟然也出了很多办厂能人和技术工人。

1985年全村336户人家住新房

富了,就要实实在在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精神生活的条件都要得到改善,各方面的保障也得有。首先是改善居住条件,以前我们下洋顾人住的都是低矮破旧潮湿的房子。自从办起了工厂,有了些钱,改善村民住房条件的事就提上了村班子的议事日程,上级也有这个要求。从1980年开始,我带领村干部一起制定了全村统一建房规划,拆旧屋、退耕地、建新房。有些村民家钱不够,就由大队里借给他们。到1985年,我们村的336户人家全部住进了崭新、宽敞、明亮的新房,房前有晒场,屋后有猪圈,家家通自来水。村里还免费为几户“五保户”盖房子。后来,大概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村还兴建了一所小学校舍,村里的孩子,从初中到高中,都可免费入学。另外,村里还实行养老金、公费医疗、丧葬费补贴等制度。

我当上了全国劳模和全国人大代表

从1979年开始,我们村连续20多年被评为省、地、市先进党支部。1985年被黄岩市委、市政府(撤市建区前)命名为文明村,我本人在1985年的时候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连任了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最后,我想说的是,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很大,但是好好引导,提高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踏踏实实做事,让百姓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一些问题也是能克服的,有些事情依靠集体的力量反而更容易办成。

(本稿由黄岩区政协文史委提供)

责任编辑:丁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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