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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之路”有效融入“一带一路”

2017-11-09  11:22:22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日报   作者:高平

鉴真东渡路线。(图片来自王金林所著《鉴真》一书)

自新昌学者竺岳兵上世纪末提出“唐诗之路”概念以来,“浙东唐诗之路”经过近30年的研究与宣传,社会影响日益显著。笔者以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政府倡议与世界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下,“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保护与利用应该突破浙东一隅、有唐一朝的限制,借鉴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式,走出一条时空广阔、含蕴丰富、方法多样的康庄大道来。本文拟从“浙东唐诗之路”有效融入“一带一路”关系的角度对此略作阐释。

“浙东唐诗之路”研究

可借鉴“丝绸之路”范式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广泛接受与运用。此后“丝绸之路”所包含的时空不断延展,内涵不断丰富,直至2013年9月、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达高潮。丝绸之路的路线有多条,包括“西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时间上则从先秦一直延伸至当代。目前学界、政界公认的丝绸之路是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沿线的民族迁徙、宗教传播、经济往来、文艺互动、语言变迁、列国兴亡等,皆为丝绸之路的研究内容。

以之观照历史上的“唐诗之路”,笔者以为“唐诗之路”有三个特点:一是“多”,两京通道、西域丝路、千里蜀道、京杭运河、长江黄河等唐代多条交通要道皆因诗人经常往来而成诗歌之路,有的甚至比浙东诗路的诗人、诗篇数量更多,成就更高。二是“丰”,“唐诗之路”内涵丰富,它承载的不只是唐诗,还有宗教哲学、民间信仰、文学艺术、风土物候、商业贸易等内容。三是“久”,“唐诗之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有其自身的来龙去脉,研究者不能仅限于唐代本身(618—907),应上溯下沿,将汉晋六朝与宋元明清的相关内容纳入考察范围。我们可以“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式研究“唐诗之路”,这样“唐诗之路”研究就会像神话中的息壤一样,生生不息,亘古常新。众多诗路中,“浙东唐诗之路”概念提出最早,研究最深,影响最大,具有独一无二的研究价值。

“浙东唐诗之路”

成功链接“一带一路”

以钱塘江东岸的西兴渡口为起点,沿着浙东运河(杭甬运河)东行,入曹娥江,沿江而上、溯剡溪直至天台山,构成“浙东唐诗之路”之“杭州—越州—台州”干线;或过曹娥江,沿运河继续向东,与姚江、甬江相通而入海,构成“浙东唐诗之路”之“杭州—明州”支线。唐代浙东的政治中心是越州,外贸中心是明州,宗教圣地是台州的天台山。在商贸体系中,杭州、台州、温州等作为对外交流的主港明州的喂给港、补给港而起辅助作用。日、韩等国的商旅或使者横渡东海而至明州,得到通关文牒、物资补给后南下至台州州治临海,再沿灵江上溯或陆路至天台山;或入浙东运河转剡溪再上天台山,这是一条礼佛求学之路。或沿浙东运河西行,渡过钱塘江入杭州,再循京杭运河北上,跨过长江、淮河,由通济渠至东都洛阳,复沿黄河西行至潼关后,再入广通渠至西京长安,这是一条参觐仕旅之路。由长安西行,过凉州、肃州、瓜州、伊州而达安西四镇,构成西域丝绸之路。从明州至长安的路途因杭甬运河、京杭运河、黄河的存在而畅通无阻,又因长江、黄河深入中国广袤腹地,明州获得无穷的物质与精神文化资源以向外输出。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中的“君去西秦适东越,碧山清江几超忽”,生动表明了“西秦—东越”交通之便利。“浙东唐诗之路”东入大海而西接杭州,再以南北运河、黄河联通两京,故而成功连接了陆海两条丝绸之路。

我们试以中唐诗人施肩吾的诗歌阐释“浙东唐诗之路”文学地理学的意义。施肩吾,江南东道睦州建德(今杭州建德市)人,元和十年(815)进士及第。张籍赠诗云:“世业偏临七里濑,仙游多在四明山。”施肩吾有《同诸隐者夜登四明山》《宿四明山》等诗,可证其曾长期修道于明州;《长安早春》《早春游曲江》等诗表明其对长安生活的欣赏;《赠边将》之“犹恐犬戎临虏塞,柳营时把阵图看”,显示此边将乃戍守西域之将;《湘川怀古》《襄阳曲》《登岘亭怀孟生》等是其沿扬子江西上至荆楚腹地所作;《岛夷行》《海边远望》等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则是最早的书写澎湖列岛的作品;至于《钱塘渡口》《越溪怀古》《送端上人游天台》等,更是倾注了他对“浙东唐诗之路”中心地的喜爱。由以上诸诗可看出“浙东唐诗之路”沿着诗人的足迹向西、北、南三个方向的成功延展。施肩吾《蜀茗词》云:“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将浙东青瓷与西蜀新茗巧妙连接,给人带来清新悠远的美好诗意。

“浙东唐诗之路”

参与构建“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国政府对21世纪的美好展望。“浙东唐诗之路”的东端、商贸重镇明州与海外的文明往来最晚始于东汉末期,海外商品与印度佛教以海路传至明州,再向内地传输;隋唐以来,更以浙东运河、京杭运河而直达中国北部。东吴至西晋时期建立的五磊寺、普济寺、天童寺、阿育王寺等是佛教以明州为据点向内地辐射的证明,而越窑青瓷也由明州远销日韩。神奇的是宁波地区出土的堆塑汉晋青瓷上还有大量高鼻深目、虬须卷发的西亚人形象,这说明明州是南北海上丝路的交汇点。慈溪的五磊寺即是由印度高僧那罗延始创。

隋唐时期,中国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以佛教、儒学、律令制、汉字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向东亚辐射,促进了东亚文明共同体的形成。浙东地区作为中外文明碰撞、融合的桥头堡,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试以中日海交史为例,从宗教、文学角度加以阐释,经济、外交上的互动显而易见,此不赘述。

(一)传教求法:“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公元4、5世纪,中国佛教开始向日本传播。607年,圣德太子遣使入隋,由此拉开中日佛教往来的大幕。唐代日本任命遣唐使共19次,其中明称遣唐使而至唐者为13次,尤其是第三期自文武天皇至孝谦天皇的50年期间,正当唐文化的鼎盛时期(唐中宗、睿宗、玄宗时代),派遣规模最大,组织最密。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认为:“日本天平时代灿然美备之文化,多为此期学问僧、学生所负担者。又是期之航路与前期不同,由筑紫经由南岛,横断中国东海以达扬子江口附近,即南路也。”其实末期60年间的3次派遣亦成果丰硕,如贞元二十年(804)使团中的空海、最澄为平安朝佛教界之伟人,分别创立日本的真言宗、天台宗。最澄于台州向天台宗十祖道遂、行满学天台教义,向僧翛然学牛头禅,并至越州龙兴寺从顺晓学密教法门。次年回国时,台州刺史陆淳及行满等地方士僧作诗赠别,许兰称赞他“道高心转实,德重意唯坚”的高尚品行,崔谟更期望其开宗立派,“何当至本处,定作玄门宗”。最澄返国后,于日本弘仁三年(812)作《卧病述怀》诗,仲雄王和诗云:“天台萝月思,佛陇白云情。”将天台意象巧妙融入慰勉之情中。嵯峨天皇《和澄上人韵》云:“远传南岳教,夏久老天台。杖锡凌溟海,蹑虚历蓬莱。”高度赞扬其西行求法的壮举。唐代的台州与西京长安一样,是东亚佛教的中心地,故空海于长安学成密宗、真言宗之后,贞元二十二年(806)又上天台国清寺继续学习。日本“入唐八家”高僧中,天台宗僧人居半;五位荣膺“大师”称号者中,天台宗独占四席,足见天台宗在日本政界、佛教界的崇高地位。

鉴真大师东渡传教,首发时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勉励弟子随行,且以往天台山国清寺礼佛名义前往。第二次至明州阿育王寺礼佛,并上天台山国清寺观瞻。第六次时随藤原清河遣唐使团一道至东瀛,此行鉴真带去包括《天台止观法门》《玄义》《文句》等众多佛教典籍。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鉴真于唐招提寺圆寂。其六次追随东渡的弟子、台州开元寺僧思托作悼诗云:“神飞生死表,遗教法门中。”法进诗云:“化毕分身归净国,婆娑谁复为驱龙?”担忧大师一去,无人再来启悟众生。日廷中纳言石上宅嗣悼诗云:“惟视常修者,无处不遗踪。”大学头藤原刷雄亦云:“禅光耀百亿,戒月皎千乡。”对薪尽火传、佛法遍流抱有信心。中日诗歌见证了鉴真东渡弘法的丰功伟业,思托、法进的悼诗是唐诗之路在东瀛的延长,而石上宅嗣、藤原刷雄的诗歌则是日本人对此诗路的接力再创。以诗为媒介,以佛为魂魄,浙东唐诗之路将中日两国民心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二)神游唐土:“天台山崄万重强,趁得经行古寺场”

与西域丝绸之路重商贸不同,日本与唐朝交往的兴趣点在于吸收其精神文化。自传说中的神功皇后征韩掠书起,大陆先进文明即源源不断地输入东瀛,这集中体现在宽平三年(891)藤原佐世所修《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日本文学正是在中国汉文学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起来。如以白居易著作为例,白氏生前其诗即流入并影响日本:藤原丘守因上贡《元白诗笔》而被授予“五位上”官职,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著录《白家诗集》六卷,《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著录白氏《任氏怨歌行》《杭越寄和诗并序》各一帖,都良香《都氏文集》之《白乐天赞》云“集七十卷,尽是黄金”,以至醍醐天皇亦云“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清少纳言《枕草子》云白氏集“乃博士之所必读文也”,而《源氏物语》受《长恨歌》影响亦是有目共睹。白氏诗文影响日本文坛近400年!其《杭越寄和诗并序》以元稹、白居易唱和诗为主,李谅诗为辅。此时元稹、白居易、李谅分别任浙东观察使、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缔造了两浙文人“递筒唱和”的佳话。这是两浙诗路互动的生动写照,而此互动又引起了日本汉文学界的模仿。

另一个例子是汉末剡民刘晨、阮肇天台遇仙神话故事对日本的影响。该故事最早出现于南朝宋刘义庆的《幽明录》,后被吴均《续齐谐记》等收录,又与陶潜《搜神后记》剡民袁相、根硕遇仙故事合流。初唐张鷟《游仙窟》传奇将此遇仙故事与狭斜游融为一炉,极大影响了后世的艳情文学。《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续齐谐记》《搜神后记》《游仙窟》等志怪小说书目,而《丹后风土记》中《浦岛子传》的入海遇龙女,返回时“寻不值七世之孙”、开匣生烟、瞬间头白等情节,显然是受到了天台遇仙故事的影响。这个题材后代不断发酵,成为日本五大神话之一,无数文人、民间艺人对之再行创作,汉诗、歌舞、物语、邮票、体操、浮世绘等艺术中皆有体现,甚至产生了“浦岛效应”这一物理学术语!日本中世的《无名草子》说:“不知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没见过的高丽、唐土,全都成为遥思憧憬的对象。”平安时期源为宪《奉和藤贤才子登天台山之什》云:“天台山崄万重强,趁得经行古寺场。”美丽的天台山虽不能亲至,却能通过想象来神游。肖瑞峰教授的《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中对此类虚拟写作作出了精彩分析。

“浙东唐诗之路”成功链接西域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并积极参与两条丝路的形成,构成中外文明交流的要枢之地。以诗歌为媒介,以宗教为灵魂,以商贸为动力,“浙东唐诗之路”在“一带一路”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当下浙江的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是值得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余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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