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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赶集

2018-10-09 09:32:25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日报   作者:张礼标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住的是个大院子,生活着十几户人家。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电视、广播、收音机都没得看,没得听。晚上的娱乐活动,就是左邻右舍聚集到我家对门的阿公家里聊天。十来岁的我喜欢听大人们谈天说地,所以每晚必到。

阿公是渔业队的渔民,年收入有一两千元,远远高于农业生产队社员几百元的年收入,是我们大院的首富。那时物资匮乏,紧需商品都是计划分配,凭票供应,吃的要粮票,穿的要布票,如果没有这些“票”,许多生活用品有钱也买不到。阿婆借赶集卖干、鲜水产品之便,经常能在集市上买到紧缺和便宜的东西。她从杜桥赶集回来,左邻右舍问她又买到什么好东西时,她的眼睛便笑眯成一条缝,拿出一块四五尺的海昌蓝布料,“又买到‘布头’了”。“布头”是一匹布卖剩下的最后几尺布料,其中有五寸是送的。买到布头是需要运气的。大人们对阿婆恭维一番,说她运气好又内行,经常能买到布头捡到便宜。阿婆又讲了她在杜桥赶集的见闻,大家谈笑一会各自回家。

阿婆说杜桥集市很热闹,我也想去看一看。但是,那时候人们收入少,商品经济不发达,交通也不发达,农民以自给自足为主,很少赶集的。我就听到大人们在传一个笑话。李阿毛、王大嫂两个人好不容易抽出一天时间,去杜桥买布,因为不识字,错把粮票当布票拿了,结果到了杜桥,空手而回。人们把这事编成顺口溜:“西边有个李阿毛,东边有个王大嫂,一二三四不知道,买布拿了购粮证,来来去去路白跑。”

过了不久,父亲要去杜桥赶集买锄头柄。那天恰好是星期天,我缠着父亲带我去赶集。父亲答应了。我娘叮嘱我要跟紧爸爸,不要走丢了。走在公路上,很少有自行车,只看见几辆给人拉货的手拉车,公交车更少,绝大多数赶集的人都是步行的。走了两公里,父亲手指路北一座小山说是市场狮子山——狮子山位于市场岭东,坐北面南,占地一亩多,有十几米高,形状酷似笑狮。过了市场岭头,再走两公里,是年岸糖厂。这里原是临海县最大的蔗糖厂,我们村里生产队种的甘蔗都卖到这里制糖。过了年岸是徙门头,不远处有两座高高的石拱桥,呈“丅”字形横跨两河交汇处,为当地一景。在公路修通前,这两座桥是去杜桥的必经之路。往前赶路的时候,父亲碰到几位也去杜桥赶集的熟人,只见他们说着“扶字、一枪、甲字、老叉、老切、老溪……”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待父亲跟他们打过招呼后,我问父亲他们在讲什么东西。父亲说他们是牛贩,说的是行话,行话也叫“切字”,不是他们同行是听不懂的。“我的一位朋友伯父是牛场经纪人,我前几天请教过他牛贩切字。他说‘扶字’是50元,‘一枪’是100元,‘甲字’是200元,‘老叉’是300元……”过了徙门头,再向西走3公里,就到了杜桥。

杜桥古称杜塗、塗下桥、杜下桥。明代嘉靖三年(1524)“八月十六”杜桥立市,开海乡贸易之始。近五百年来,农历每月每旬一、六为集市日,从未改变。后来,随着杜桥周边人口增多,其他人口大聚居的地方也出现了集市,连盘农历每月每旬二、七为集市日,上盘农历每月每旬三、八为集市日,市场和桃渚都是农历每月每旬四、九为集市日,四岔农历每月每旬五、十为集市日,这些集市日相沿成俗至今。杜桥是椒北平原最大的集市。杜桥集市拥有很多交易行场,有树行、毛竹行、猪行、牛场、米行、旧货行、竹器行、炭行、柴爿行、缸行、网行、草席行、铁器行、咸货行……杜桥集市上大到家具,小至针头线脑,一些别处买不到的冷门商品,在这里都能买到,一些别处卖不出去的商品,在这里都能卖出去。所以,每逢杜桥集市日,远至三门、黄岩,甚至温州等地的商贩都过来赶集交易。年关将近,赶集的人更多。每年农历的十二月廿六市、除夕夜市,解放街、柴爿行、西街等大街小巷都是人山人海,大小商店内挤得水泄不通。

父亲先去下街头“树行”选购锄头柄,买好后沿着浦岸头西岸去解放街。经过咸货行(菜市场)时,空气中弥漫着“咸货行”特有的腥味。行内行外,人声嘈杂。在解放街口,一个货郎担手摇铃铛,吆喝着在招徕顾客:“洋红、洋绿、杨柳青,头梳、压发、大点针。”货郎担前围着一群同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几个女孩围着货郎担,买了几分钱一尺的橡皮丝头绳,男孩买的是一分钱十粒、玩打枪用的纸硝。

解放街上人挤人,突然人流中出现了骚动,许多商贩往弄堂跑——原来是“打办”(“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在查违禁品。“打办”权力很大,商贩一旦被“打办”定性为“投机倒把”,货物就要被没收,所以,“打办”一来,商贩犹如老鼠见到猫,唯恐逃之不及。唯有摆地摊卖老鼠药者,对“打办”视而不见,对骚动处之泰然,继续做自己的生意。老鼠属于“四害”之一,政府号召灭鼠,因此,卖老鼠药是合法的。卖老鼠药者唱着自编的顺口溜:“摆长摊,卖名气,上落街老鼠药带包去。质量好,功效高,毒死老鼠木劳劳(方言“木劳劳”,是很多的意思)。两角钞票是小数,你不买药?家里团箕、畚斗老鼠要咬破,修补花钱不是这个数。”“打办”走后,刚才东躲西藏的小贩们,又从各条弄堂里钻出来,街上恢复叫卖声。一个卖梨膏糖的小贩,胸前挂着一个盘子,探头探脑从弄堂中走出,吆喝着:“两分钱一块咳嗽化痰梨膏糖,小孩吃了不赖娘,老倌公吃了福寿长。”父亲掏出两分钱,买了一块梨膏糖给我吃。

再往前不远就是杜桥电影院。这家电影院是当时杜桥地标性建筑,是椒北平原唯一的一家电影院。电影院台阶一侧,有一个图书摊供人租看,摊上有一两百本连环画。我父亲看我在图书摊前不走,问摊主图书怎样租看,摊主说厚的看一次两分钱,薄的一分钱。我父亲坐在台阶上抽烟,让我去挑书看。我先挑一本厚的看,看完了又挑一本薄的看。

待我看完,父亲说好吃午饭了,到老馆店吃麻糍筒去。我知道父亲是为我奢侈的,如果没有我一起赶集,他肯定买好东西后直接回家吃饭。老馆店麻糍筒的价格老少无欺,据说十几年来不变,每筒都是五角钱。父亲要了两筒麻糍。麻糍在鏊盘上被油炸得滋滋响,待色至微黄,厨师再把麻糍翻转另一边煎炸。此时,鏊盘多余的油,刚好用于炒搭配麻糍的佐料:肉丝、豆腐干、蒜苗、虾皮放下盘了,厨师翻炒几下,浇上黄酒和酱油,顿时,香气弥漫整个厅堂。不一会儿,一筒色香味俱佳的麻糍筒端上桌,我端起就吃;父亲提醒我说麻糍放油多,要烫嘴的,慢慢吃。真好吃,我一点不剩吃完。直至现在还回味无穷。我现在住在杜桥,为了找回少年时的味觉,不顾胃消化不好,经常吃炒麻糍,但,少年时的味觉,已渐行渐远。

责任编辑:泮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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