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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话和合(十二): 立足于制度和合的韩非

2019-03-26 09:40:59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日报  

何善蒙 天台人,中共党员。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家在中国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统治的效果来说,法家毫无疑问是最有效的。这一点,荀子在他生活的时代就发现了,他曾到过秦国,亲眼目睹了秦国以法家来统治所达到的效果。那么,这个效果是怎样的呢?按照荀子的说法,那就是“治之至也”,也就是统治最有效的方式啊!这个评价是极高的。法家的第二个特殊性是,因为秦朝“二世而亡”,后世在谈到秦朝的时候,都是以“暴秦”视之。既然是暴秦,秦朝借以统治的“法”自然也是不好的——法家随之被“污名化”。但是,问题在于,法家既然是一种那么有效的政治形式,怎么可能不被使用呢?于是,后来中国传统中“阳儒阴法”的说法,就是针对这两种特殊性所采取的一种变通的方式。

法家的有效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它重视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人。其实,儒道对于政治的设计,虽然价值理念上有差异,但是在总体上说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形态,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将政治的希望寄托在一个贤明的君主身上。理想的君主在这个意思上应当就是一个圣人。但是,荀子的杰出弟子韩非子就很清楚地发现,这样的政治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圣人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圣人是可遇不可求的话,如何才能保证政治的有效运作呢?唯一可靠的就是制度本身的设计。韩非子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像尧舜这么圣贤的很少,像桀纣这么坏的也很少,大多数的人都是中等人——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就是一个有着各种各样欲望的普普通通的人。所以,如果要确保政治统治的有效,就必须要完善政治制度的设计。什么样的制度呢?那就是,这种制度肯定不是为了像尧舜那样的圣人而设计的,圣人的贤明,使得制度本身的意义被消解了;这种制度肯定也不是为了像桀纣这样的坏人而设计的,因为最好的制度也无法防止桀纣为恶。这就是说,在极端的情形下,政治制度的设计是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可是,极端性的情况毕竟是百年难得一遇。所以,政治制度的设计是要针对普通人展开的,要为普通人设计一种有效的政治秩序,这是韩非最为关注的地方。

当然,法家的传统也并非从韩非开始的。其实,在战国之际“变法”的,都可以说是一种法家观念的代表,韩非是这个传统的集大成者。说韩非集大成,实际上是说,到了韩非的时候,才真正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方案。韩非总结前期法家思想后认为,法(法令制度)、术(君主的统治术)、势(君主的权威)三者缺一不可,以往法家往往只强调三者之一而不能综合运用,所以效果有限。韩非很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传统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商鞅重法但不注意术,虽然实现了富国强兵,但秦国还是不能统一天下;申不害知道术却忽视法,在韩国搞了几十年也不能使韩国成就霸业;而慎到则强调势,势有自然之势,也有后天形成的势(比如后来韩非说的,抱法守势,即通过法律制度形成君主的权威)。所以,在韩非这里,他对法、术、势的传统进行了融合,这也是一种和合。这种和合表现在两个层面。从法家内部来说,是法、术、势不同传统的融合;从思想传统来说,是儒、道、法的融合。由于这种和合,赋予了韩非的政治设计以极其强大的现实有效性。在韩非的系统中,以和合的方法,将各个传统的制度设计中有效的部分整合在一起,从而表达出一种非常现实有效的特色。这也难怪后来秦王嬴政在看到《韩非子》一书中的《孤愤》《五蠹》篇,就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得恨矣!”这也充分说明了当年秦王嬴政对于韩非观念的赏识程度。当然,由于历史和情感的原因,韩非在“存韩”还是“灭韩”的取舍上,跟嬴政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加上韩非的“口吃”,注定了在跟秦王的接触中,韩非终究没有好的下场。

但是,韩非在秦政权中的去世,并不代表韩非的政治设计是没有意义的。韩非以和合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法、术、势一体的政治设计方案,还是给秦王以极大的帮助。可以说,秦在之后,几乎所有的政治方案,都是按照韩非的设计执行的,只不过执行者是韩非的同学李斯罢了。

另外,多说一句,韩非是整个先秦学术传统的终结者。也就是说,在韩非之后,百家争鸣不复存在。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也可以理解,因为韩非之后,秦统一六国,进入了大一统帝国的时代。当然,大一统帝国与和合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统一本身就是一个和合的行为。


责任编辑:泮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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