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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兵团生涯(中)

2019-06-11 10:28:27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日报   作者:张秀平

张秀平所在的农业实验班在沙漠里收获白兰瓜 (作者供图)

白手起家

六团没有农场的基础,又是个新建团,条件十分艰苦。三连更是艰苦。我们到了以后,除了女兵有一间土坯房可住外,男兵住在荆笆搭的棚子里——既不挡风,也不避雨,晚上躺在铺上,数着星星,看着月亮入睡。好在那时正值6月中旬,是沙漠里难得的干旱少风之时。

到巴音毛道的第二天,我们就拿上铁锹等工具去村后的工地建工棚。建工棚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活,将备好的桦木椽子在地上的四角挖桩固定,根据工棚的大小在中间再加椽子——这叫搭架子。然后,在架子上盖荆笆,荊笆上覆盖芦席,再在边上挖坑就地取泥,和泥,将和好的泥糊在四周和棚顶就可以了。这些工序,以和泥上墙和抹棚顶为最重最累。各班搭各自的棚子。

我所在的三连四班,有不少是机关干部子弟。班长赵晓薇的父亲是台州地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副班长隋桂英的父亲是台州地委副书记隋荣庆,蔡贞军的父亲是台州专员公署专员蔡康春。

这次兄弟、兄妹、姐弟、姐妹一起来兵团的年轻人也不少,如我和哥哥张兆勇、蔡贞军和哥哥蔡正保都来了,都分在六团三连。还有:胡才正和胡才林兄弟的父母是台州中西药公司的干部;赵莒林和赵莒宾兄妹的父亲是台州专员公署副专员赵进步;王红英和王乃云姐妹的父亲是台州专员公署副专员王茂松,母亲是临海县委书记孙月娥;陶加生和陶加平兄妹的父亲是台州地委副书记陶振民;吴群伟和吴建伟兄妹的父亲是台州地委副书记吴书福;杨丽萍和杨念红的父亲是台州地委书记杨俊达;李春生和李春声兄妹的父亲是台州地区公安局领导;赵妉和赵嬛姐妹的父亲是台州地委农办主任……

这些台州地委大院机关的子弟中,不乏吃苦耐劳,肯于学习,敢于挑战者。比如,前面提到的陶加平、吴群伟、吴建伟、蔡正保等;还有茅幼霞、梅杭强、董咏梅、徐起初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加平,她和哥哥陶加生、小娘姨韩一凡3人都在我们连。陶加平当时也就16岁,在住老乡的土坯房和搭建工棚的头三个月艰苦日子里,她经常是赤脚和泥、弄得脸上、身上全是泥巴;她干活虽然狼狈,但精神乐观。她光着脚,拿个铁铲,头上裹个白毛巾,在休息的时候跳《白毛女》里的大春,模仿大春:“老乡们、老乡们,快快参加八路军……”引得我们哈哈大笑。不久,她又报名养猪,做饲养员。每天穿着白大褂、唱着歌,“啰啰啰”地喊着喂猪,从而获得指导员、复员老兵和所有兵团战士的称赞。

几年以后,陶加平因病退回临海,成为六团三连中第一个参加高考上大学的战士。据说她学的是中医,因为原来的文化基础低,学得很辛苦,但以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到哪里都会发热发光,我很希望她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

对付艰难困苦的环境,实际上就是两种选择:要么既来之、则安之,适应以后再徐图改变;要么叫苦、消极、逃避,永无出头之日。陶加平等小女生采取的是前者,她们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战备背包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和苏联展开了意识形态论战。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

1969年年底前后,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我们到“内蒙兵团”后,晚上在驻地轮流站岗时,经常可以看见沙漠深处有人打信号弹,团里、连里经常进行战备教育,还安排夜间紧急集合。这对我们刚到的新兵来说,难免不能适应。第一次紧急集合时,个个狼狈不堪:裤子穿反了、背包在跑步的时候散了、鞋带开了被绊了跟斗……

连里派老兵训练我们打背包、学习“内务条例”。我们很快就能熟练地在3分钟内打好背包、穿好衣服、带好装备、站好队了,听着口令跑步走、急行军半小时或一小时后回驻地。不过,我们那时还是迷迷糊糊的,分不清东南西北,如果真的遭到袭击,很可能要“牺牲”。跑了几圈回来后,掸掸土,解开背包又呼呼睡了。这样的紧急集合,多的时候,一晚上要安排两三次,折腾得我们不得不想办法来对付。

后来,为了应付晚间的紧急集合,我建议全班用平常不怎么用的棉大衣或者是褥子打好一个小背包放在炕边,一听哨响,背起这个小小的“战备背包”即可出去,跑回来后,放下背包,就能睡觉——原先的被窝有时还是热乎的。这个秘密被连里知道后,马上被点名批评,这些“战备背包”被集中到所谓的“战备仓库”中,不让我们接触了。

在三连,最大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紧急集合,是八月一日建军节时搞的那一次。1969年的“八一”建军节,是我们到兵团后迎来的第一个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兵团战士的第一个节日。按照传统,炊事班要逢节加餐加菜,连里还杀了一只骆驼,我们第一次吃了骆驼肉馅的饺子。对我们浙江兵来说,这些骆驼肉馅饺子有膻味,并不好吃,但又没有办法,我们只得就着大蒜、蘸着醋勉强吃了几个。第二天凌晨,紧急集合的哨声突然响了,说有敌情,让我们搜索从驻地到阴山的一大片范围。简单的动员以后,让我们五人一排、一字排开向北边的阴山方向推进,碰到可疑的人立即吹哨报告。开始时不觉得与平时的紧急集合有什么两样,但走着走着,我们就走散了。看着阴山就在眼前,但始终走不到边,这就是俗话说的:看山走路累死驴。大约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了阴山脚下。

阴山向南一面富含铁矿,呈赭红色,在阳光下显得阴沉恐怖。因为干旱少雨,这座山表面没有任何植被,山上风化的赭红色的小石头踩上去像滑沙,很难攀爬。我们在一个沟口,发现了一头干枯的死驴骨架……此时,离出发已经四五个小时了,饥肠辘辘,再加上缺水,体力渐觉不支。幸好返回时,我们发现了一个牧民点,进去后喝了他们用铁锅烧的水,但铁锅可能煮过羊肉,烧的水有膻味,只好捏着鼻子喝了几口。此次紧急集合,我们经受了体力的极限挑战考验,有五名战士在回来时虚脱了,被注射了葡萄糖……

沙漠里种水稻

1970年2月,我们三连四排十三班接到命令,成建制地调到团部作为直属团司令部生产股的“农业实验班”。

生产股的农业参谋高连喜,是原北京军区后勤部柏各庄农场的协理员。他曾在柏各庄种过水稻,因此向团里建议在团部四周种一片稻子。团里同意了。他就率领我们班在六团团部的最南端靠近水闸的地方开辟了近20亩的稻田,准备在来年的春种时播撒稻种。此时我们已经来团部一年左右了,对团部司政后机关的各个部门都已相当熟悉。

高参谋要种植的大片水稻,我分析后觉得不靠谱,但又不能反对。我虽然从小没有种过水稻,但自小学四年级以后,我们每年的夏收夏种或者秋收冬种时,都要放农忙假,农村的学生回家帮助家长收获,城市的学生就被老师组织起来下乡劳动一两天或者一周。因此,我看见过农民在布谷鸟叫时在明镜似的秧田里撒谷种的情形,也见过农民夏收夏种时插秧的样子。对于种水稻这件事,根据实践和所见所闻,以及初中学过的植物学知识,我认为自己是能胜任的。于是我和班长商量,不再参加班里的大田劳动,我独自搞一块试验田,采取育秧、拔秧、插秧的方式种植,以便和高参谋的直播水稻相区别。团生产股的股长和副参谋长王荣都给予了支持。

我挑选了团部北边我们原先挖土脱土坯的一块空地,该地被取土后正好有下凹处,可以用来蓄水育秧。我模仿老家农民的操作,先将场地平整,铺上比较肥沃的表土;再修了小毛渠,安上皮管,接通支渠;在支渠的内侧修了涵洞,安上闸门。一切都搞好后,我又按照植物学课本上关于稻种育秧的介绍,先将稻种用千分之一福尔马林液浸泡24小时,待到稻种发芽后,将稻种撒到平整后的秧田里——秧田的软硬程度,以撒下的稻种半陷入为最佳。秧田只有5平方米大小,秧田的边上有一块足球场大小的土地是以后供插秧的大田。

撒种以后,为了防止小鸟啄走稻种,我又在秧田中间立了个稻草人:稻草人头上插一个纸风车,风吹过,风车旋转,手臂转动。保险起见,我每天拿着一本书在边上坐着,边看书边看护,有鸟落下就用棍子轰走。不到10天,我的秧田变成了一片嫩绿,在青黄不接的沙漠里特别养眼。

与此同时,高参谋的大片稻田虽然种子下地了,但竟没有发芽,更不会出苗了。他很沮丧地对我说,还是你行,直播不如育秧!30天后,秧苗有10厘米高了,我就将它们移植到大田中。插秧时,副参谋长王荣、高参谋、解参谋、赵技术员和我们实验班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这两小块稻田在团部机关的所有干部战士的呵护下长得绿油油的,经过返青、拔节、孕穗、扬花等阶段后,长势更加喜人。这片充满生机的绿色,还都成了我们争相拍照留念的地方。

收割时,我正好被团里的篮球队挑去集训了,稻子是由李平班长和玉丽荣、张明、李燕云他们收的。据说足足有两麻袋。

一个兵团战士,能用学过的书本上知识,结合实践,在沙漠里成功种出这样一小片水稻,不算是奇迹,但也的确令人欣慰。再加上我为团里的干部战士缝纫等无偿服务,使我声名鹊起。从团篮球队集训回来后,我就被团后勤处调去当了缝纫员。我们班则又归属到了团直属的工副业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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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泮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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