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

台州第一个党组织创建者宣侠父的故事④:他是抗战期间八路军 驻西安办事处少将高参

2021-08-05 17:44:49  来源:中国台州网-台州日报   作者:李兆建

台州第一个党组织创建者宣侠父的故事① :唯一一个被开除的黄埔军校一期生

台州第一个党组织创建者宣侠父的故事②:他是抗日名将吉鸿昌的入党介绍人

台州第一个党组织创建者宣侠父的故事③:丁玲是他的朋友 曾撰文《回忆宣侠父》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

西安事变发生时,宣侠父正在李济深处,帮助其草拟西安事变的通电。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被迫联共抗日,可对共产党的态度,却仍以“限共、防共、融共”为方针。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也被蒋介石看作是心腹之患。

为了封锁陕甘宁边区,他特意将自己的嫡系胡宗南部从前线抽调回西北,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建了五道封锁线。

要打破封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作为陕甘宁边区伸向东方的联络通道和重要中转站,这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的人员、物资都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中转。同时,国民党的重要军政机关也在西安。因此,党中央十分重视西安这块阵地。

为加强党在西安的力量,1937年2月下旬,周恩来和叶剑英特意调来和黄埔军校、西北军都很有渊源的宣侠父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宣侠父迅即北上,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同年5月,宣侠父赴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党的苏区代表会议)。

起先,宣侠父担任的是周恩来的副手,在西安开展工作。全面抗战开始后,林伯渠来到西安担任中共驻陕代表。周恩来便亲自提名宣侠父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1937年9月,宣侠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议。

此时的西安,国共双方的诸暨籍人士风云际会。国民党方面,有西安行营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西安行营主任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胡宗南部师长杨彬、王继祥等;共产党方面,有宣侠父,中央青工委书记冯文彬、陕北特区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等。

而驻军西安的胡宗南,与宣侠父的关系更不一般。当年,是宣侠父负责将胡宗南、宣铁吾、陈德法等人带到广东报考黄埔军校的。

1930年底,避居镇江的宣侠父与胡宗南、陈德法、蒋超雄等交情素深的黄埔生同游焦山,题诗留念。1937年8月下旬,淞沪之地硝烟弥漫,驻守徐州的胡宗南整军待发。为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宣侠父由西安赶到徐州,拜访他。

胡宗南见宣侠父到来,十分高兴,待若上宾,两人一起探讨时局和对日军事作战。宣侠父向其阐述了对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的见解,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建议。胡宗南觉得耳目一新,请宣侠父写一篇游击战专论。

宣侠父对这个问题思虑已久。他将对胡宗南所讲内容,以及自己平时的思考,用了一个通宵撰写成《游击战争概述》一文。胡宗南阅后,赞叹不已,当即印发全军官兵学习参考。此文后来在1938年西安《救亡周刊》第5期全文发表,引起了全国军事界的称道。

宣侠父以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身份和当年在黄埔军校、西北军的关系,在国民党上层和高级将领中进行统战工作。

宣侠父的名气大,口才很好,鼓动性强,社会活动能力大,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积极宣传抗日,一批国民党将领和青年军官深受影响。同时,他团结孙蔚如、杜斌丞、赵寿山、杨明轩等原杨虎城旧部和陕西籍地方名流,动员大批爱国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

蒋鼎文是宣侠父的黄埔军校老师,又是诸暨老乡。宣侠父刚到西安时,身为西安行营主任的蒋鼎文专门为宣侠父摆了一桌酒宴,还拉来了他的秘书俞铨、西安行营总务处长朱品之等诸暨老乡作陪,试图以师生、老乡情谊拉拢宣侠父。

之后,蒋鼎文又邀宣侠父到国民党任高官,还说凭宣的才干,再到德国留学深造,前途无量,所需一切费用和具体事宜均由他安排。

面对高官厚禄的利诱,宣侠父并不为之所动。

宣侠父反倒希望蒋鼎文能从民族大局出发,为正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八路军补充粮食和医药。

此后,宣侠父每隔几日就会来找蒋鼎文,为八路军讨要军需物资。那份韧劲和执著的精神,弄得蒋鼎文进退两难,苦于应付。

他不想给,但在抗日的旗帜下,嘴上又不能说不给,怕一旦对答不当,会被新闻界抓住把柄,批评政府抗日不力。实在拗不过而批一点物资时,自己又要受到上峰的追责,蒋介石也因此几次来电责询。

为此,蒋鼎文感到恼怒,对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张严佛(又叫张毅夫)说:“(宣侠父)真是个甩不脱的口香糖啊。经常找我交涉,要这要那,纠缠不清,实在难对付,头都被他闹昏了。共产党派他到西安来不简单,你们要特别注意他。”

其实,宣侠父一到西安,就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重点监视对象了。当时西安的环境十分复杂,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七贤庄一号的对门、街口附近都有中统和军统特务秘密监视。只要“八办”的工作人员一出门,便有特务进行跟踪监视。

宣侠父更是特务重点监视的对象。张严佛指示西安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所,重点监视宣侠父的行踪。

但对此,宣侠父并不惊慌。在一次与蒋鼎文的谈话时,他半开玩笑地说:“看来你们对我非常重视啊,整天跟在我后边的哨兵有不少。”蒋鼎文打着哈哈,颇为尴尬。

对于共产党见缝插针式的抗日宣传,国民党当局感到恐慌。

1937年冬,国民党西安当局接连两次查封《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宣侠父径直去找了蒋鼎文。

蒋鼎文推脱说是下面人干的。闻此言,宣侠父一字一顿地说:“外界传闻是蒋主任下的手令。我手上虽有几份东西,但我不相信蒋主任会做这种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蒋鼎文脸一红,勉强开口道:“我一定让有关方面调查清楚。”

不久,西安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分销处工作人员,归还了没收的七千多份杂志。分销处恢复了营业,还扩大了若干订户,《解放》周刊终于在西安站住了脚跟。

1938年3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开展抗战演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以政治问题为由,要求其限期离开,丁玲前往交涉无果。

宣侠父得知后,找到丁玲。他利用自己与蒋鼎文、胡宗南的关系,请蒋鼎文在西安行营长官公署会见丁玲。胡宗南则请宣侠父、丁玲一起吃午饭。

由于宣侠父的巧妙安排,西北战地服务团此后在西安连续数个月的演出,再没有受到干扰,顺利地完成了宣传抗战的任务。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余彩虹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