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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跳槽”引发的争议

2018-10-30 20:57:12  来源:东海风   作者:周凌华

上世纪90年代初,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台州大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真可谓“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随着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发表,台州人民的思想更加解放,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人事管理方式尚在,由此带来了各种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引子

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特区视察时,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此时,作为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台州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有些人特别是有些能人不安于现状,纷纷向待遇高、薪水多的单位“跳槽”,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同时获得自己应有的报酬,但传统的人事管理方式不允许能人特别是党员能人的随意流动。

1993年,对这些能人该不该放,特别是那些党员人才该不该流,引起了各地的争议。浙江《共产党员》杂志专门就此事展开讨论。当时笔者在临海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工作,时任台州地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的王斌同志,叫我写一篇《共产党员》杂志有关如何看待党员流动问题的约稿,于是我写了一篇《对党员“跳槽”应分别对待》的文章,总的意思是对党员“跳槽”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处理或不处理来解决,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发表在这本杂志的“问题讨论”专栏上。

为了进一步了解有关人才流动特别是党员流动的状况,寻求管理对策,在部里统一安排下,我对此进行了深入调研。当时,呈现在眼前的跳槽现象真可谓五彩缤纷。总的态势是,人往“肥”处流。在此以前,人们总把政治地位高的党政机关和“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视为“金槽”“银槽”,大家总是想方设法跳进这些“槽”里寻求安全感。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理念的确立,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见面相问是“你在哪里高就?”此时变成了“你在哪里发财?”万般皆下品,唯有实业高,“官念”开始淡化。 

调研之一:

“黄埔军校”的忧愁

人员流动在企业中最先展开,作为当时台州发达的绣衣行业最为踊跃。一些老牌的绣衣厂被人谓为“黄埔军校”。临海绣衣厂最多一天出走了12名,有的还能打个招呼,有的则不辞而别。

绣衣行业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跳槽”,主要是该行业跳起来比较轻松,你只要有一把剪刀和一根尺子就可营生。一些“军校”的学员,一旦“羽毛”丰满,时机成熟就跳出“校门”:有的以高薪水、高职务、高待遇被新办的同行业聘用;有的另立“山头”,自立门户,自命要职,招“兵”买“马”,发展队伍,队员普遍是年富力强的精兵强将,上下充满活力又无退休工人负担,这样经过几年的折腾,他们的规模、产值就可接近甚至超过他们的“老子”。

痛定思痛,“老子”为防止和减少“不孝儿女”的再度流失,搞福利,造宿舍,竭力提高职工的待遇,努力解决其后顾之忧,并对供销、质检、设计等企业骨干实行重点“安抚”,以稳定“军心”。同时采取硬性防范措施,有的厂家规定,停薪留职的技术骨干每月上交基本工资的100%—150%;职工上交基本工资的80%—90%;辞职的除收回住房外,其父母如在本企业退休,退休费则由辞职的子女承担,这叫父“责”子负。 

调研之二:

“培训班”的对策

如果说老绣衣厂是“黄埔军校”,那么一些老机械行业是“培训班”了。

在这些厂里培训出来的铣床、车床、刨床、钳工等技术人员或跳出来办小型家庭工厂,或被他人雇请。有的雇主一次先付他们2万元的“定心金”,工资则比原厂高出3倍左右,还月有“红包”相送,年有“红利”可分。重赏之下,必有“流”夫,某厂铣床车间的职工和技术人员一次性被一家民营企业全部拉走,致使该厂铣床停止了转动,严重地影响了全厂生产的正常进行。为弥补“学员”的严重流失,企业决策者向社会大量“招生”,按当时劳动人事部门规定,被招者必须是城镇居民,但此工种既累且脏,在城镇很难找到“生源”。于是企业把眼光从城市转向农村。

为“保险”起见,有的企业规定新学员必须先交2000元押金,厂里每月按1分5厘付息,如将来“毕业”外流,押金没收。学艺期间,厂家付给学员每月50元生活费。这些学员“毕业”后,往往去留各半,企业就凭着这一半的新生力量及时充实到各车间的空位,以保证正常生产的有生力量。 

调研之三:

“白衣使者”的战术

当时的“跳槽”不仅冲击企业,而且波及行政和事业单位。

但行政部门真正跳出来并不多,拿当时一些干部的话来说,这块“骨头”啃起来虽没有多少“肉”,但如要真的放弃又舍不得。这犹如《三国演义》曹营行军主簿杨修所说的“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因为这“骨头”毕竟较“硬”,虽发不了财,但也无后顾之忧。因而,大多安于做“卧槽马”。当时,某县出台了鼓励机关干部流动的优惠政策,但真正跳出来的全县却只有5人。

事业单位的“骨头”相对没有行政部门“硬”,加上他们又有一定的业务技术,因而舍“骨”者就较行政机关多。为此,教育系统明文规定,教师不得“跳槽”,同样担负人类救死扶伤特殊使命的医疗部门也勒紧“缰绳”。

实际上这些“白衣使者”也不大容易“跳槽”,一方面自立门户必须拥有一定的医疗器械和药物,这对当时一般医生的经济实力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另一方面医学理论日新月异,每隔5年就要淘汰25%的基础理论,就是说5年后那些“跳”出来自办诊所或被私立诊所聘用的医生将面临知识更新的危机,极有可能落伍。

为改变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这种脑体倒挂的局面,一些思想活跃、医术高明的医生护士,三五成群利用休息时间携带医疗器械到乡镇卫生院或门诊或手术,来个“公休跳槽”。

这“公休跳槽”的如地下工作者一样,必先暗中和乡下卫生院订好合作协议。乡下卫生院事先则要做好广告,即某月某日某医院某名医等前来本院门诊、主刀,希各位疑难杂症患者勿失良机,云云。这对乡下特别是缺医少药的山区农民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届时就医者纷至沓来,专家门诊室里门庭若市,前来做手术的也接踵而来。

对这些“公休跳槽”者,院领导也防不胜防,一则此时上面已开了“小口”,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医务人员可以从事第二职业;二则他们是“小兵团”作战,采取的是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还突破本地“防区”,到邻县(市)开辟“战场”,因而很难了解他们行动的踪迹。

对之,有些医院采取了相应规定:业余医疗服务活动必须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有组织地进行,必须上报服务人员名单、时间、地点,由科主任签字,报医务科审核,最后经院长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每个科室组织业余医疗服务活动全年累计不得超过30天,每次时间掌握在一周以内。参加业余医疗服务成员,根据技术职务的不同分别上交医院相应管理费,未经批准擅自服务者则按管理费的10倍罚款。

这种规定使当时医生、护士的无序服务活动变成有序服务活动。名医、专家通过传授医术,提高了承办医院的医疗水平,同时也方便了疑难杂症者看病治疗,一举两得,至于收取一定数量的劳务费是应得报酬,无可厚非,这实际上是如今一些名医院和医疗水平相对滞后基层医院医疗合作的初期探索,是当今倡导的“双下沉两提升”( 即通过“城市医院下沉、医学人才下沉”,达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群众满意度提升”)的雏形,但那时这一切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争论:

是耶?非耶?

人才的“跳槽”,特别是企业的人才“跳槽”,不仅使企业失去了可贵的技术力量,而且失去了大批业务。

在这些“跳槽”的人流中不乏一些党员。对此,人们更是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党员“跳槽”是缺乏革命意志的表现,应予警告、劝退甚至除名;有的则认为这是商品经济观念强的表现,是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榜样,应予表扬、鼓励和支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对此,一些企业的行政领导和党组织往往痛心疾首,责之为“没良心”“忘老本”“挖墙脚”和“丧失党性”,并付之于相应的制裁,对“跳槽”者收回住房,甚至株连亲属,对有党员身份跳槽者还要作出党纪处分。

作为企业的主管部门,往往旗帜鲜明地支持下属企业那种严格管理的“英明”决断。而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就不同了,只要“跳槽”者不跳出其管辖的范围,他们往往是网开一面,甚至大开“绿灯”,原因是“肥水”还在自家流,因为实践证明,人才的流动对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

人才是安国兴邦之本,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而又十分稀缺的资源,可从局部来看,有些部门或单位却人才过剩或学非所用,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因而,从宏观上来说,进行合理的人才流动无疑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它有利于人尽其才,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加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但当时的人事制度不允许人才的合理流动。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的一套系统的人事制度,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长期的计划经济又造成人才部门所有制和单位所有制,人才与单位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人才再也不是单位的“私有财产”,人才流动的本身成了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 

寻求对策:

建立党员流动争议仲裁机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才“跳槽”现象日益增多,这就要求迅速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才管理制度。于是笔者当时在调研报告中建议:

首先,要打破常规。打破所有制和单位性质的界限,鼓励和支持机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富余的专业技术人员以调动、停薪留职和辞职等形式到所需的企业工作。同时要打破户籍、地域等限制,削除对人才流动的户籍约束,为人才流动创造更大的地域空间。

其次,建立人才市场。人才市场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为宗旨,致力于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和个人择业权,本着“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运用市场机制对人才供需进行合理调节。进入人才市场交流的人员不受学历、资历、身份的限制。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让人才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社会需求合理流动,使人才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中达到最佳的配置,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其流动形式可以采用调动、招聘、借用、兼职、停薪留职等。企事业单位从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均应通过人才市场进行。与此同时,作为调节人才供求关系的社会化中介组织的人才市场,应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信息、人才交流、人才贮存、人才培训、人才评价、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社会化服务功能。

25年过去了,回过头看,这些建议和对策大方向还是对的,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

对于党员流动问题如何处理就较为慎重了。当时笔者认为,对于技术人员的党员也应允许流动,但不等于想流就流,想动就动,当国家和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就应坚持把国家和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切不可个人利益至上,更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个人服务组织,这是由我们党组织原则所决定的,是对每个党员最起码的要求,因而决不能允许党员不顾单位需要,单纯地为了个人多赚钱而进行“跳槽”。但当其所在单位人才富余或专业不对口,而一些急需人才的企业和单位却严重缺才或急需这些原单位专业不对口的人才时,有些党员骨干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要求调到所需的单位工作,对此,其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应积极予以支持。

那么,对党员该不该“跳槽”如何作出一个公平合理的评判呢?这是当时亟需破解的一个难题,因为此时,党员因要求流动和所在单位发生争执的事日益增多,该留还是该流,没有一个权威公正的说法。

为解决这一难题,我借鉴原在工商部门工作时的经济合同仲裁制度,建议建立一个党员流动争议仲裁机构,党员流动争议仲裁机构由两办、纪委、组织部和劳动人事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领导组成,劳动人事部门主要把握党员流动是否符合有关人事流动政策,组织部门主要从党性角度进行教育,然后作出合理的仲裁,使党员流动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又体现我党个人服从组织的党性原则。

根据这一设想,临海市委组织部下发了临组[1993]222号《关于我市党员流动管理的暂行规定》,其中对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党员流动有这样四条规定:1.普通党员的流动必须向本单位行政、党组织提出书面申请。局管的党员干部流动应向主管局行政、党组织提出书面申请。市管的党员干部流动应向市委组织部提出申请。行政、党组织在接到申请后,须在2个月内作出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作同意;2.流动党员对行政党组织作出不予流动的明确答复而擅自流动的视为无组织、无纪律行动;3.要求流动的党员凡行政、党组织对之申请流动不予批准而本人不服的,可在半个月内向市流动党员争议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超过半个月不提出申请的视作同意;4.流动党员在申请仲裁期间或在仲裁后视为不可流动而擅自流动的,视为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对于无组织、无纪律流动的党员,党组织视其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限期改正,屡教不改者给予除名处理。尔后,临海市委办发[1994]14号下发了《关于建立临海市党员流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通知》,至此,全国首家党员流动仲裁争议机构建立。

(这是临海市委办和市委组织部下发的《关于建立党员流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通知》和《关于党员流动管理暂行规定》的两个规范性文件)

(这是建立党员流动争议仲裁机构文件的发文稿签,本文作者系文件的拟稿人)

1993年11月,笔者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党建文汇》杂志的“呼声建议”专栏发表了《建议建立党员流动争议仲裁机构》的文章。1994年2月10日,又在全国组织人事类报纸发行量最大也最具权威的上海《组织人事报》发表一篇报道,题为《临海市建立争议仲裁机构 促进党员合理流动》。这些文章均引起了中组部的注意。当年,中组部组织局的一位负责同志在省委组织部的陪同下,专门就此事来临海调研,这说明当时上级组织对人才流动特别是党员人才如何合理有序流动的极大关注。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台州作为市场经济先发地区,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各级党委、政府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因势利导,采取相应对策措施,及时化解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从而形成社会治理和党建工作新经验,这种注重“三新两点“(即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热点、难点)的做法,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台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系台州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1992—1995年曾在中共临海市委组织部工作过)

责任编辑:杨能勇 陈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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